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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叔诚:文物只有由国家收藏,才是永存的

时间:2019-12-01 分类:世界博览

蒋馨

20世纪初,腊月的北京,在一户张姓宅院里,小儿子缠着父母买来了年货摊上贩卖的年画。他没有急着张贴,而是拿到屋里仔细地端详,看那年画中人物的形容笑貌,观赏色彩鲜艳的景致,体会生动有趣的故事,深深地沉醉其中。几十年后,那个端详年画的孩子,成为享誉全国的收藏大家,他就是张叔诚。

张叔诚(1898一1995),名文孚,别名忍斋。张叔诚后定居天津,善于经营,是位卓有成就的实业家。自身磨练的文物眼力,加上财力和机遇,又使他成为著名的文物收藏家、鉴赏家。其所藏以古代书画、玉器、青铜器、碑帖为主,以收藏之富、藏品之精享誉收藏界。

1913年(民国二年),15岁的张叔诚进入天津南开中学就学,与周恩来成为同学;后因父兄相继去世而辍学。他从18岁就担任了其父张翼创办的山东枣庄中兴煤矿公司的监察人,后历任中兴煤矿董事、协理、常务董事等职。建国后,张叔诚任天津文史研究馆馆员,也曾任天津市政协委员。20世纪80年代,张叔诚先生三次向国家捐献文物,使天津博物馆一举成为国内顶级的收藏大馆。

津沽鉴藏

张叔诚的父亲张翼曾任清朝工部右侍郎,是晚清时期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身兼总办路矿大臣、开滦煤矿督办等要职,把握着清政府京津地区的煤矿供应。因此,张家的财力非常雄厚,经常凭借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四处搜寻各种古玩珍宝。张翼也是一位文物收藏家,平素最喜字画和古陶瓷器,常与亲友中的收藏家、鉴赏家一起纵论文物、评定真伪等级、探讨书画家的造诣。

在这样的家庭氛围熏陶下,张叔诚自孩提时代便对文物情有独钟。幼年的张叔诚生活在北京,尽管那时已是清朝统治的腐朽没落时期,时局动荡,但老百姓还是希望过个好年。所以,一到腊月中旬,便有小商贩沿街售卖杨柳青年画,他也每每会被那响亮的叫卖声吸引过去,看个没完。那些丰富多彩的年画,激起了他热爱艺术的童心。之后,印在信纸、信封上的木刻版画,都成为他所玩赏的对象,并无形中在他那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喜爱文物的种子。

当然,对张叔诚热爱文物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家庭环境,从这一点来说,他的确是幸运的。张叔诚回忆说:“我父亲最喜欢的是字画和古陶瓷器。我哥哥也喜欢研究金石、书画等。同时,我的亲友中也有一些是当时的收藏家和鉴赏家,如宝瑞臣、袁珏生、李小石、马竹铭、关伯衡、崇庵等人。我经常听他们讨论文物、评定甲乙。”这样,他从小就学到了不少有关收藏和鉴赏文物的基本知识。后来,张叔诚的父、兄相继去世,他便继承了他们的传统,致力于文物的收藏,成为当时的大收藏家。他最喜欢的是历代名画和书法,其次是玉器、图章和扇子等。

最初,由于手头较紧,张叔诚不能随心所欲购买心爱的文物,有时竟为此夜不能寐。后来,他当了董事兼协理,经济宽裕了,遇到有价值的文物便千方百计买下来。

清,锦地剔彩开光人物壽春圆盒。故宫博物院在上世纪50年代曾支援天津许多珍贵文物。古代雕漆工艺精美,专为宫廷制造的作品技艺更是精湛,故宫调拨的清乾隆“春”字朱红雕漆捧盒等工艺品,也为天津博物馆的收藏增添了绚丽色彩。

黄玉螳螂形珮,天津博物馆藏。

张叔诚一生致力于文物收藏,擅于鉴别真伪,发掘真品,不惜重金,刻意搜求,家藏珍品甚多。张叔诚为辨别书画真伪,曾悉心研究过画论。在继承父亲衣钵的基础上,独创了自己的鉴赏之道。

他鉴赏画作真伪的原则是七分看画,三分查阅有关书籍。一般人均讲“看画”,张叔诚却讲“读画”“审画”。他把画悬在屋里,端坐画前,一笔一笔地读,一画一画地审,连细枝末节都不放过。

民国初年的一天,张叔诚在琉璃厂的知名古玩收藏店——茹谷斋看到一幅石涛画的一副《青绿山水图》。石涛的画作可是各路古玩收藏大家孜孜以求的名作。石涛,俗姓朱,中国明朝皇室后裔,与朱耷、髡残、弘仁并成为清初四大画僧。他将禅道修行与绘画完美地结合起来,是明清时期最富有创作性的杰出画家之一。这幅《青绿山水图》是石涛存世画作中难得的珍品,卖家开价5000大洋,张叔诚只得回家筹钱。在出店时,一个人日本人走进店来拿出5000大洋,说要买这幅石涛的《青绿山水图》。张叔诚见状便说自己已经买下此画了,店家也说卖给了张叔诚,日本人无奈只好拂袖而去。此后又有人不断出更高的价格想买这幅画,都被张叔诚婉言谢绝了。张叔诚认为收藏文物应以珍藏和鉴赏为主,为赢利而收藏是不可取的。

当年市面上石涛画的赝品极多,那幅《青绿山水图》之所以在茹古斋挂了数日无人问津,也正是因为没有人能明辨它的真伪。而张叔诚之所以敢出巨资购买此画,他自己坦言:一是靠多年的藏画经验,二是以清代收藏家的诸多著作及有关文字资料为佐证。

在鉴赏书画时,张叔诚恪守明代著名画家董其昌“五不可”的遗训:灯下不可,酒后不可,雨时不可,妄加批评不可,武人(不懂画的人)不可。

宝古斋是北京琉璃厂的一家著名古玩店,它的第一任掌柜是邱震生。邱震生之所以成为日后国内著名的古玩大家,引他走上这条路的正是张叔诚。

邱震生是琉璃厂虹光阁古玩铺的徒弟,在虹光阁干了20余年。1942年,老掌柜病逝,少掌柜与邱震生有矛盾,于是邱震生辞柜离开虹光阁。两年后,邱震生与张叔诚、杨缉成、陈景虞、王绍贤、陶北溟等共10人筹资20万元开办了宝古斋古玩铺。宝古斋至今还是古玩爱好者最喜爱的地方之一。而张叔诚作为一名文物收藏家和鉴赏家的本色和能力,也为这个百年老店增添了很多魅力。

张叔诚先生(右二)第三次向原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捐献文物。

张叔诚先生看中了这位有出息的古玩商,把他收藏的文物无私地让邱震生过目,使他增长眼力。如当年慈禧太后赏给国剧大师杨小楼的那只郎窑青花吐沫釉“独钓”鼻烟壶,张叔诚从杨小楼的女婿刘砚芳手中买过来时,就让邱震生看过。张叔诚收藏的文物很多托邱震生出售,他所需要的文物也托邱震生购进。邱震生直言不讳他的很多鉴别本领是张叔诚先生教给他的。

民国收藏大家的收藏故事

重病在身的张翼将张叔诚叫到自己的病榻前对他说:“我恐怕要不久于人世了,最放心不下的,是家中秘藏的《雪景寒林图》,它是我冒着生命危险收藏到今天的。我死后,你一定要小心保护,绝不可轻易示人。”这《雪景寒林图》是北宋著名山水画家范宽为数不多的传世作品之一。

《雪景寒林图》是一件三拼绢巨制,高193.5厘米,宽106.3厘米,描绘了北方雪山的壮美景色:白雪皑皑中,雪峰屏立,山势高耸,山麓水际边密林重重。深谷寒林间,萧寺掩映,流水无波,峰峦沟壑间云气万千,真实生动地表现了秦陇山川雪后的磅礴气象。全画布置严整,笔墨浓重润泽,层次分明而浑然一体,皴擦、渲染并用,尽显山石和枯木锐枝的质感,被公认为范宽的杰作。画面前景的树干中,隐约可见“臣范宽制”的署款,《宣和画谱》中记《雪景寒林图》曾收于宫廷御府,这很可能是范宽专为宫廷而作,也必是精心之作。清代著名收藏家安麓村在其所著《墨缘汇观》中盛赞此画为“华原(范宽)生平之杰作”,在“宋画中当为无上神品”。

《雪景寒林图》的尺幅之宽是宋代绘画中绝无仅有的,因为宋代生产绢的工艺只能织造窄幅的绢,可以织得很长,但宽度有限。例如著名的《清明上河图》,长达528.7cm,但宽度只有25.2cm。那么,《雪景寒林图》为什么会如此之宽呢? 因为此画是由三条绢拼接而成,如果仔细观察,在画面中就可以看到两条拼接的痕迹。

此画作自创作出之后,便受到历代古玩收藏家的追捧,在明末清初时被天津著名古玩收藏大家安岐收藏,安岐所收藏的历代字画多为精品中的精品。在安家家道中落后,大部分书画收藏品流入皇宫内府,成为乾隆皇帝最得意的古玩收藏品之一,《雪景寒林图》就是其中之一,被收藏于圆明园。

《起居平安图轴》局部,天津博物馆藏。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占领了北京,圆明园惨遭焚毁,大批珍贵文物被洗劫一空,《雪景寒林图》就在此时流出宫廷。当年,不识货的英国士兵拿着这幅画在街上叫卖。十几岁的张翼正在天津旧书摊上流连,发现这名英國士兵正与一买家讨价还价,出于好奇就凑了过去,展开画轴的那一瞬,张翼当即断定这是一件稀世的奇珍。于是,他不动声色地按英国士兵的要价50块大洋,果断买下《雪景寒林图》。

买下此画后,张翼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本为皇宫收藏的大内珍宝,竟被自己在无意间所得;紧张的是,在民间私藏皇家藏品是要杀头的。为保险起见,张翼将此画秘藏于天津家中,绝口不再提起此事。

张翼在画角盖上了“潞河张燕谋所藏”白文长方印、“潞河张翼藏书画记”朱文方印,然后秘藏于家中。张翼去世以后,张叔诚一直遵照父亲的遗训,并盖上“文孚嗣守”的白文方印,从来不把《雪景寒林图》拿出示人。

如今,作为中国大陆唯一一幅范宽存世的作品,《雪景寒林图》已成为天津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历代能目睹其精彩的人寥寥可数,连自己的家人都秘不展示的张叔诚先生,于1981年毅然将其捐给天津艺术博物馆,使得千千万万的观众不分尊卑贫富,都有机会欣赏这旷世珍品。

张叔诚家中珍藏的还有窑变观音。此系明宪宗成化官窑烧制的五彩观音,为海内外仅有的一尊明代质量最佳的瓷佛像。其来历是:明代宪宗(成化)皇帝为其母后盖了一座庙宇,名曰:大报国寺,庙址在北京宣武门外大街。皇太后欲请一尊佛像,供奉在寺庙正殿中,大臣、太监奉旨四处寻找,始终未获如意者,最终决定在成化时期极负盛名的官窑瓷厂景德镇烧制。由于工匠不慎,发生"窑变",天降神奇,使瓷器釉彩发生异常变化,出炉的五彩观音成为海内外独一无二的一尊,这一尊观音高二尺数寸,瓷质精细,色彩变化万端,成为可遇不可求的稀世珍品。

窑变观音,清代朱彝尊在其所著《月下旧闻》中有生动形象的记载:“明神宗时,李太后欲得一瓷相奉之,举会间,景德镇窑中器化一庄严法象,绿衣披体晏坐支颐,两膝低昂,左偃右植,手轮梵宇,篆法宛然,献之阙下。懿旨命供于报国寺内,俾都人咸知敬礼,今京师所谓窑变观音是也。”

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火烧大报国寺,把窑变观音扔到寺外,致使宝物手脚残破、背部开裂。后几经辗转,被一个姓赵的清朝内府郎中发现,此人是张翼的挚友,对瓷器有精湛的鉴赏力,他用几块银元买下窑变观音后送给了张翼。张翼得此宝贝后,欣喜若狂,请人把残破部分整修后带回天津。窑变观音在张叔诚家中珍藏达半个世纪以上,他为此不知耗费了多少心血。

赵孟頫《行书洛神赋卷》局部,天津博物馆藏。

给家传国宝找理想归宿

张翼去世后,张家家道中落,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张家大部分房产、店铺等,都被侵占和掠夺走了。为了不给日本人做事,张叔诚决意闭门谢客,没有了经济来源,只能靠变卖家产度日。

有一天,张家忽然来了一个日本古玩商。此前,这个日本古玩商就盯上了张叔诚收藏的古字画,曾多次托人找到他,希望将这些字画转卖给自己,但都被张叔诚严辞拒绝。气急败坏的日本古玩商,便勾结日本驻天津的官员,强行侵占了张叔诚仅剩的一处房产,并“好心”地劝导他:“只要你肯卖收藏的字画,哪怕只卖一幅,房产立刻就归还给你。”面对日本人的威逼利诱,张叔诚义正词严地回击道:“我就是被饿死,也绝不会将祖先留下来的宝贝卖给日本人!”硬是靠着这个坚强的信念,张叔诚以身家性命守护着这些藏品,直到迎来了新中国诞生。

1957年,天津市艺术博物馆筹备开馆初期,时任天津市文化局顾问、著名文物鉴赏家韩慎先为开馆征集文物,来到张叔诚先生家中,精心挑选出马远的《月下把杯图》、扬无咎的《墨梅图》等宋画中的稀世杰作,征集到博物馆,成为该馆初创时期的基础。

为给家传国宝找到理想的归宿,为使更多的人了解祖国灿烂的文化遗产,为实现他“化私藏为公有”的多年夙愿,张叔诚决定将家藏的珍贵文物悉数献给国家。

张叔诚的捐赠品除了被誉为天津博物馆镇馆之宝的《雪景寒林图》、《青绿山水图》外,还包括:赵孟頫的书法代表作品《洛神赋》卷、明仇英《桃源仙境图》、宋人无款画《牛》、《溪山邂昆图》、《芦雁图》、《锁谏图》;钱选的《花鸟图》和《青山白云图》;方方壶的《葡萄》轴;陈琳的《竹林七贤》轴;黄子久小幅《山水》轴等也均为稀世珍品。

在器物方面,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东周时代的青铜乐器“克鎛”。它是西周夷王赏给克姓的御赐品,光绪十六年(1890年)出土于陕西岐山,光绪三十年(1904年)张翼购于北京琉璃厂。“克鎛”呈椭圆形,顶部有一堆垛夔龙花纹,四周有隆起的连环夔龙纹棱,上刻79字铭文,造型颇为奇特,是研究周代政治、经济和铸铜工艺的重要文物。

张叔诚先生所藏古玉,多为商周两汉时期作品,玉质晶莹剔透,雕工质量上乘,130件古玉捐献国家后,许多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其中的东汉熊虎纹板,长17厘米,宽3.5厘米,色白纯净,运用浅浮雕和阴线刻描绘熊虎相斗的场面,生动而富有情趣。玉残板被镶嵌于紫檀木上,可作镇纸之用。张叔诚先生捐献的玉器还有商代柄形器、战国兽面纹璧、乾隆白玉匕首等。

张叔诚收藏金石数量虽不多,但不乏重量级作品,有些堪称国之珍宝,其中尤以青铜器西周克搏和鸡血石章料为最。张叔诚先生捐献的文物中有一堂三件的鸡血石章料极为珍贵。此三件章料为一块石头制成,两块为长方形,皆高7厘米,印面为1.9厘米的正方形,重分别为75克、74克;另一块略小些,为扁体长方形,高5.5厘米,长2.2厘米,宽1.2厘米,重37克。这三块章料呈淡灰地、粉冻、微透明,细嫩滋润,六面红鲜艳欲滴,色泽纯正,是鸡血石中的上上品,世所罕见。 2004年,天津博物馆开馆之初,曾于珍宝馆内展出,人们争相目睹其耀眼的风采。

1981年3月8日,天津市人民政府召开了“周叔弢、张叔诚同志捐献文物图书授奖大会”。市长胡启立高度评价了二老的爱国举动,并向他们颁发了奖状和奖金。张叔诚在捐赠仪式上说:“决心把我收藏的文物献给国家,在文物部门的精心保护下,不但可以永远流传,还可以有计划的不断展出,这不是藏在任何私人手里所能比拟的,想到这里,我内心确实是无比的愉快。” 9月28日至10月28日,国家文物局、天津市文化局联合在故宫举办《周叔弢、张叔诚先生捐献图书文物展》。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胡厥文,史学界美术界知名人士于省吾、李可染、李苦禅等人参观了展览。

张先生的义举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评价和国内外收藏界的广泛关注和一致称誉。1987年6月26日,邓颖超在津时曾说:“张叔诚先生捐献给国家大批文物,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是金钱买不到的。”

国宝重器汇集天津

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上半叶,社会的动荡与变革使一些公众珍宝散落民间。1925年末代皇帝溥仪移居天津,也带来了一些皇室珍藏。据统计,溥仪来津时携带古玩字画有七八十个箱子,先后存放在张园、静园内。新中国成立后,天津从本市和外埠,通过收藏家捐献和政府购买,共获得故宫流传书画20余件。这些书画上钤盖有乾隆御玺或其他皇帝御览印,尤为珍贵的是,有些书画还有殿座章,就是该书画所属的宫殿名字,如重华殿、南书房、慈宁宫等,能准确说明它们原来存放于皇宫中的地点。

新中国成立后,故宫与天津的联系更多了。故宫博物院在50年代曾有组织地向各地博物馆支援、输送了大批宫中珍宝,帮助地方新建博物馆的藏品建设,故宫也支援了天津许多珍贵文物。 1957年12月10日,故宫博物院副院长陈乔到天津祝贺天津市博物馆成立。在开幕式上,陈乔代表故宫表示,为支援天津新建立的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调拨给天津 221件精美艺术品。一个月以后,这批包括了瓷器、工艺品、丝织品在内的宫中珍宝运抵天津。其中的2件清龍袍是目前天津地区仅有的清朝皇帝、皇后使用的朝服,还有10多匹江南织造的袍料,这些文物丰富了天津御用丝织品的收藏内容。也为天津的文物收藏增添了绚丽的色彩。

目前,天津博物馆藏有中国历代艺术品和近现代历史文献近20万件,另有图书资料20万册。天津博物馆文物收藏具有两大特征:一是传世文物多;二是反映中国近代历史的文物、文献资料多。这些珍品能够入藏天津博物馆,离不开像张叔诚这样的爱国收藏家的贡献。

收藏家们的无私捐赠,不仅丰富了馆藏,更让我们能够透过这些文物,去探索中华文明的灿烂辉煌。天津博物馆如同一本“历史书”,无声地记录着这座城市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