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我经历过无数个人生

时间:2019-07-09

马静

1962年的某天,在安徽省文联大院一周一度的诗歌会上,一位著名诗人走上台。此时,年仅四岁的严歌苓坐在台下,她感受到现场气氛的微妙变化:每个人都在笑着,却又似乎微含敌意,像是在假装捧场。“当一个大名人多么好啊!”小歌苓在心里想着。或许从那时起,一粒种子就悄然潜入了她的心田。正如她在散文《一天的断想》中所写:“我从童年,少年,直到如今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在摆脱做一个平凡的人。”

早恋是一个错误

1958年,尚未满月的严歌苓随父母由上海迁至安徽。严歌苓的父亲是一名作家,母亲则是歌剧团的演员。在家庭氛围的耳濡目染下,严歌苓自幼就开始接触各类文学作品。十岁已对《茶花女》、《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等文学名著熟稔于心,还常常将这些故事讲给同学听。“想想我那时绘声绘色、眉飞色舞地讲述成年人复杂的故事和情感,我惊异自己的早熟,几乎是个没有童年、童趣、童心的孩子。”

12岁那年,严歌苓考上了成都军区文工团,成为了一名芭蕾舞文艺兵。在部队的仓库里,她偶然发现了几本已经有些发霉的书,有《巴尔扎克传》、《贝多芬传》、《拜伦传》……她兴奋不已,偷偷地将这些书绑在腿上带回宿舍。为了避免被人发现,她将书的封皮撕掉,套上毛选的书壳,日夜沉浸在这些名人故事之中。

这一段“偷来的”阅读时光,让严歌苓初窥到不同领域名人的传奇故事,也使她认识到人生的样式竟可以如此丰富!而在这些名人当中,勤奋笔耕、逆境成才的拜伦让她最为触动,她立志要像拜伦一样,做任何事都要将自己推向极致。于是,每天清晨四点天还未亮时,练功房的窗边总会站着一个瘦瘦的身影——她的脚架在高高的窗棂上,腿绷得笔直。

转眼三年过去了,正值青春妙龄的严歌苓出落得愈发亭亭玉立。这时,她爱上了部队里一位30岁的军官。初尝恋爱滋味的花季少女是腼腆的,也是疯狂的。在相恋的半年里,她每天给他写一封情书,把情窦初开的少女心思、“心悦君兮”的爱慕之情、点点滴滴悉数流于笔尖。可是,当这段地下恋情被发现时,军官却为了保全自己,出卖了严歌苓,将她所写的情书统统上交给组织。

一时间,她成了不道德的诱惑者,众矢之的,被批斗、被诋毁、被唾骂、被孤立。谈起这段往事,严歌苓至今仍有些难以释怀,她曾在采访中说:“在我们的时代,早恋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我每天写情诗、写情书给我喜欢的那个人,他当时也很喜欢我,这就是我的初恋……他就把你供出来了,这是我一辈子最大的创伤。最大的惩罚是,你要一遍遍地写检讨,然后当众念……我想到死,我觉得太羞辱人了!”后来,严歌苓把这段经历写进了《穗子物语》中的《灰舞鞋》——“她是美丽、孤高的少女,却不理解为什么会有背叛。年纪轻轻就知道了绝望,知道了人性的大恶。她想过死,却终于活下来。”

为了逃离这场巨大的屈辱,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时,严歌苓主动请缨去当战地记者。她挎包里装着一只五四式手枪,头也不回地就去了前线。战场上,死亡每天都在身边发生,空气中弥漫着血腥的味道。当亲眼目睹枪林弹雨、血肉横飞、生命逝去时,“我忽然间就成熟起来了,对英雄主义的概念有了自己的反思”。在前线采访、照顾伤员的3个月里,严歌苓逐渐意识到:跳舞的局限性太大了,她必须要找到一种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方式去表达自己——那就是写作。

给自己新生的机会

于是,严歌苓开始把目光投向文学写作。她将自己自幼积淀的文学功底、讲故事的才能,与在部队多年的舞蹈表演、舞剧编排经验结合起来运用到小说的写作中,并于1980年在《戏剧与电影》上发表了第一部电影剧本《残缺的月光》,从此开始走入文坛。

1986年,嚴歌苓邂逅了著名作家李准之子李克威,文学写作上的志同道合、家世背景的门当户对,让这两个年轻人迅速相恋并结婚。婚后,俩人居住在铁道兵大院楼顶的一间房子里,屋内空间狭小,布置简陋,连卫生间都没有。尽管如此,怀揣着对文学的热爱与梦想,严歌苓与李克威挤在一张小小的桌子上,共同创作了《七个战士和一个零》、《父与女》、《水之祭》等作品。在与丈夫一同潜心创作的这段日子里,严歌苓从年少时的军旅生活中源源不断地吸取写作素材,她以自身经历作为故事原型,有时甚至以自己作为人物原型,写出了《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磁性的草地》、《穗子物语》等优秀作品。

但这段婚姻只维持了三年,李克威就向严歌苓提出了离婚。孤高而敏感的严歌苓并未挽留,她平静地在丈夫寄来的离婚协议书上签下了名字,内心却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之中。看着丈夫留下的旧物,回忆起两人相恋与相伴的点点滴滴,一种“人去楼空”的孤独与悲痛,将她紧紧地包裹着。

与李克威的婚姻受挫,用严歌苓自己的话说,是“一个给自己新生的机会”。她把自己全部投入到写作中去,并参加了鲁迅文学院研究生班。在研究生班学习写作时,她始终以最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老师要求学生写3页内容,严歌苓就一定要写到6页,班上的学生越来越少,而她却坚持了下来。直到如今,已成为著名作家的严歌苓,依然保持着每天坐在桌前写作的习惯。

但她又绝不是一个只会闷头写作的“笔呆子”,而是一个“体验派”的作家。在每次下笔创作之前,她总要花上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去亲历、去体验、去感受作品中人物真正的人生:

《寄居者》要写抗战时期灯红酒绿的大上海,她就翻遍资料,连当时的香水牌子、裁缝店布局都要一一记下,不放过一个细节。

《妈阁是座城》的故事要以澳门赌场为背景,她就先后4次前往澳门,亲自上赌桌,输了好几万块钱只为感受赌徒的真实心理。

《老师好美》写的是高中生与班主任之间的故事,她就跑了5所中学,每天在课堂上旁听,跟老师和学生一起上课、交流。

《第九个寡妇》则是讲述一个中原农村一个寡妇的人生,她就跑到河南农村去体验生活,与村民老太太同吃同住,甚至一同下地种番薯。

对于严歌苓而言,与其说是为了写作去体验人生,不如说是因为写作,她才得以经历无数个人生。但这种近乎疯狂的投入,让严歌苓的身体有些吃不消,她陷入了严重的失眠,还患上了躁郁症,每天依靠药物来维持正常的睡眠和情绪。朋友察觉到她的状态不对,便劝她不要写了。严歌苓的眼泪哗地滚落下来,她说:“要是不写作的话,那我生命中最精彩的部分就死了。”她甚至借助于躁郁症发作时高度亢奋的精神状态,不知疲倦地写作,二十几年来就塑造了三十多部作品,是名副其实的高产作家。但她又很少自称“作家”,总说自己是个“写稿佬”,因为“一提作家,好像就把自己的身份吊起来了。”严歌苓不喜欢这种如枷锁般的身份感,她享受着写作为她带来的情志上的满足与名利上的成功,与自己笔下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彼此成就。

然而,她在写作上的“野心”远不止于此。

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

1988年,美国新闻总署给严歌苓寄来一份邀请函,邀请她赴美国进行文学访问。她走访了美国的七个城市,这个北美国度自由、开放、包容的气息,尤其是在文学艺术领域,青年作家们一起讨论、批评的气氛深深地感染到了严歌苓。回国后,她反复翻看从美国带回的《美国600所大学》,萌生了去美国留学的念头。此时,严歌苓30岁,已是国内小有名气的作家。

下定决心以后,严歌苓便开始规划自己的留学之路。首先要做的就是学英语。当时,严歌苓的英语水平仅仅停留在只认识ABC的程度,身边又没有学习英语的条件,她就买了三本新概念英语和几本字典,每天抱着书本,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学、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念,她用最笨的办法,背下了整整三本英语书。

有一次家里来了客人。父亲见严歌苓整日学习,便说:“你出去走走,休息休息,顺便买一条鱼回来,我们烧着吃。”严歌苓抱着字典就出了门,一路背着单词走到了菜市场。买了鱼,她又一路背着单词往家里走。刚一进门,父亲惊讶地问她:“鱼呢?”原来她这一路上只顾着背单词,至于鱼放在了哪里,早已忘到九霄云外。

只身来到美国后,严歌苓报名参加了英语强化学习班。美国高昂的生活成本,让她不得不拼命打工来维持生计:她给富人做过保姆,也在餐厅端过盘子。在餐厅打工时,她因不小心弄坏了咖啡机的玻璃壶,被当即扫地出门。回忆起初到美国时那段疲惫艰辛、受尽冷眼的日子,严歌苓不无感慨:“那是我一生唯一一段干实际工作的时期,这段时期,我像任何一个中国留学生、中国新移民那样讨生活、挣饭钱,好像多出一条命来,是脱胎换骨的那一种。”

生活的重担没有压垮严歌苓,反而让她更加坚强。她不仅在美国生活了下来,还成功考上了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并获得全额奖学金。

正式来到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学习文学写作时,严歌苓才发现,比起其他同学,她的英语文学基础还是太差了!其他人一小时可以读50页原著,而她最多读10页;其他人一节课就能写出一篇小说,而她半天才憋出一段文字。为了弥补与他人的差距,严歌苓拼命地补课:先是逼自己阅读大量的英文原著,然后逼着自己一边读,一边写。从写一个特写开始,到写一个场景、一个片段,再到写一个章节、一篇文章……

走在街上,一个少年突然抢了她的项链,惊魂定下后,她回家便伏案写出了《抢劫犯查理和我》;雾气蒙蒙的清晨,看到阳光下邻居阳台上晾着的一条湿漉漉的蕾丝睡裙,她痴痴地望了许久,回屋便写出了《女房东》。她每天坚持写作9小时以上,不断地实践、体会、再实践,终于在学期末成为全班唯一一个各科成绩全A的学生

“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面对异国生活与学习的沉重压力,这个瘦弱的中国女子未曾退缩,反而在苦难中开出了花儿。

美國的生活虽然忙碌,却也总免不了孤单。在好友的介绍下,严歌苓结识了美国外交官劳伦斯。初次见面时,美丽轻盈、气质出众的严歌苓就让劳伦斯一见钟情,而高大帅气、博学幽默的劳伦斯也拨动了严歌苓尘封已久的心弦。那天,好友悄悄问严歌苓:“劳伦斯怎样?”严歌苓认真地想了想:“和他在一起的这个下午,我感觉到一种久违的温暖,他让我有种奇异的信任感。”

劳伦斯就像一方避风港,让严歌苓那颗如浮萍般漂泊已久的心,重新有了依靠和归宿。但由于他外交官的特殊身份,美国联邦调查局对二人的交往百般阻挠。为了能与严歌苓结合,几经波折之后,劳伦斯放弃了自己外交官的工作,两人于1992年秋天在旧金山结婚。

婚后,严歌苓仍然保持着每天写作的习惯,从早晨起床开始写到下午三点,然后梳妆打扮,准备晚餐,静候着丈夫回家。后来,由于政策变动,劳伦斯得以恢复外交官的身份,并被派往非洲任职。严歌苓便跟随着丈夫,旅居在世界各地的陌生国度。她常笑说:“我是过着吉普赛生活的作家,是从迁移中获得灵感和力量的作家。”

我对人性感兴趣

多年来在异国的生活经历,让严歌苓时常关注同她一样来自中国的移民群体,并以此为题材进行创作。1992年,严歌苓发表了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说《少女小渔》,讲述了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小渔、小渔的男友江伟以及意大利老头Mario之间的情感纠葛。小说发表后,一举斩获了台湾“中央日报文学奖”短篇小说一等奖,还吸引了著名导演李安的注意。

一天清晨,严歌苓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电话里的男人操着一口台湾口音,询问是否可以买下《少女小渔》的版权,这个男人就是李安。当时的严歌苓对李安并不熟悉,她反问道:“你拍过什么啊?”“拍过一个《喜宴》,你看过吗?”李安的回答让严歌苓喜出望外:“天呐!那是我最喜欢的电影!”于是,从《少女小渔》开始,严歌苓又有了一个新的身份——编剧。

不久,好友陈冲联系上了嚴歌苓,希望可以把她的小说《天浴》拍成电影。《天浴》讲述文革时期,天真而不谙世事的下乡知青文秀,为了回城而被男人们欺骗,沦为他们轮流玩弄的物件。对于这个有些敏感的故事,严歌苓有些踌躇:“为什么非要拍这个?”陈冲说:“看了好多影片,都是些现代人猥琐、变态,精神委靡的生活,没有一部使人感到心灵升华,连点诗意、浪漫都找不到。我就要弄一部《天浴》这样的东西,提醒一下自己,我们曾有过一个神圣时期,哪怕是自认为神圣。”

得到严歌苓的同意后,陈冲推掉了一切工作,和严歌苓一起开始着手电影剧本的编写。三年之后,电影《天浴》在新加坡上映,包揽了第35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剧情片、最佳改编剧本、最佳导演以及最佳男女主角奖,让当时年仅17岁的李小璐一跃成为金马奖史上“最年轻的影后”。在第4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上,《天浴》还获得金熊奖提名,并被《时代周刊》选入年度全球十大佳片。

《少女小渔》和《天浴》取得的不俗成绩,让越来越多的导演对严歌苓投以青眼。随后,《一个女人的史诗》中坚贞不渝守护自己爱情与婚姻的田苏菲,《小姨多鹤》中坚韧善良、知恩图报的竹内多鹤,《第九个寡妇》中善恶分明、泼辣勇敢的王葡萄,《金陵十三钗》中代替女学生去赴死亡之约的十三名风尘女子,《芳华》中在时代浪潮中驶向不同人生轨迹的文工团员们……严歌苓作品中那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与动人的故事,一次次被搬上银幕。严谨入微的历史,逻辑巧妙的故事,恰到好处的情感表达,细腻成熟的人物塑造,严歌苓的作品仿佛生来就是为影视剧而量身打造的。

细读严歌苓的作品,会发现她常常将主角的传奇经历与宏大繁复的历史结合在一起。她的语言极度凝练,笔触刚柔并济,写作视角犀利,叙事引人入胜。她所写的故事,几乎覆盖了中国近现代具有历史意义的各个时期,从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建设乃至“文革”时期;而她笔下的人物,都裹挟于这些动荡的时代洪流之中,在跌宕的命运中涤荡人性。

严歌苓曾说:“我不想控诉某个人。我只想写这样一段不寻常、带有荒谬的历史运动,让读者看到一种非凡的奇怪的人性。我对人性感兴趣,而对展示人性的舞台毫无兴趣。”在她看来,政治风云和时代变幻不过只是故事的一部分,而对人性的探察与拷问、对情感的刻画、对良知的坚守才是更为重要的内容。就好比《第九个寡妇》中的王葡萄,于她而言,国家与政治、历史与荣辱远远不及给地再施几斤肥、给猪再上几斤膘来得更加重要。

前半生戎马,后半生旅居,严歌苓从不愿给自己画地为牢。“军旅生活、美国生活,都给我创作的灵感和源泉……直到现在,我仍居无定所,而是到处走,到处体验不同的生活,听不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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