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汉语诗歌的尊严

时间:2020-10-15 栏目:雪莲

刘乐牛

我虽学识浅薄,比不上许多大家,但至少能以“过来人”的眼光,从自己的理解角度,对中国现代诗歌做一次全貌式的窥察。明白谁在东拼西凑地玩文字游戏,谁在装神弄鬼地故弄玄虚,谁举着诗歌大旗却在另外的战场上冲锋陷阵,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受任何蛊惑。同时也感受到,那些精神主动皈依于诗歌,有着诚实、干净艺术之心的作者,正在以虽依旧沉默,却越来越庞大的阵容,坚实地推动着中国现代诗歌朝越来越健康的方向发展。这种可喜的局面,从近些年来诗歌刊物的不断增多可以看出,从诗歌总体质量不断上升可以看出,更從对西方诗歌的空前翻译上可以看出。

不过,我在表示高兴之余,更想说的是,虽然没有什么时候,能像近些年这样规模巨大地翻译西方诗歌,几乎每个诗歌大刊,都会开辟出翻译园地,每个诗歌网站,都会重头介绍一些外国诗人,随着博客和微信的全民化,翻译过来的诗歌更是层林尽染、红遍山川,大有发起诗坛“洋务运动”之势。但要说这对已发展了百年之久的中国现代诗歌,在艺术品级上能有什么大的提升,我却很是怀疑。尤其看到很多人,写的是中国汉字,吮吸的是中国文化乳汁,头脑里装的也是中国人思维模式,创作出的诗歌却是并非翻译的翻译体,更认为我们是该完全摆脱西方诗歌,有完全独立审美立场的时候了。

我并不保守,我完全承认翻译在文化交流中无可取代的积极意义,也愿意将对西方诗歌的学习,作为一种自我颠覆的手段,运用到自己诗歌创作中,以期打破已经僵化的某种风格,绕开某种过于熟稔的语言定势。但只有,也只有在这种目的下,我才认为翻译体诗歌的存在是必要的。否则,如果无视汉语天然自在的美,那么所有非翻译的翻译体,都是在辱没汉语的高贵血统和优雅气度。

我这么说,是我以前也常读翻译过来的诗歌,同时也常迷茫于中国人写出来的翻译体前。当初看到很多人对西方诗歌极尽美誉之词,我却云里雾里读不出太多味道,很是纳闷,总觉是道行不够。为了能更深地进入西方诗歌,我还花了好几年时间,重学走出校门就已丧失殆尽的英语,也搬着字典,对照别人的翻译读过很多原作。后来才慢慢明白,翻译过来的诗歌,不是翻译出了问题,也不是原作不好,亦不完全是某些美誉之词言不符实,而是诗歌根本就无法翻译。而那些由中国人写出来的不是翻译的翻译体,根本就是些拿错乱呓语当深沉的梦境式的胡话。

对于这些梦境式的胡话,可能作者并不是有意想欺骗谁,但也只有作者能读懂,而且必须先回到自己的梦中。否则,恢复清醒的自己,面对这梦中才能获得关联的分行句子,都会犯迷糊。有些刊物之所以会刊发这样的诗歌,不是编辑真就喜欢,而是诗歌“不能解释和无法解释”的论调过于流行,某些作者就以此为理由,理直气壮地交给了编辑,编辑虽然读的可能比我还头晕眼花,却怕人笑话不懂,也就同样以诗歌不能解释为冠冕堂皇的理由,正大光明地拿给读者分享。有些诗歌虽不是胡话,编辑也确实读懂了,只是也和我一样,没读出什么味道。没读出味道却要刊发,倒不是编辑完全没水平,而是一些过于抽象的,主要是来自西方的,并没被完全消化掉的,或者已被改造过的诗歌理念过于流行,使得诗歌理念的蛊惑力,严重地压制了对诗歌本身魅力的判断,从而使有些读者和编辑,不是创作诗歌和鉴读诗歌,更像运用数学公式解数学题一样,拿着诗歌理论套诗歌。

真不知道,既然我们承认诗歌不能解释和无法解释,为什么却对翻译过来的诗歌如此情有独钟?翻译首先要有解释上的可能性,连这个基础都丢掉了,翻译又能翻译出什么面目?继而我们照猫画虎出的翻译体,还能“画”出什么东西?

其实,很多人也都不同程度地认识到了这点,却怕当别人眼中的诗歌门外汉,担学识上的风险,除了闪烁其词地些许提醒,并不愿直说。有些不怎么读现代诗的人,倒说得很直接,只是由于对现代诗缺乏普遍关怀和较深层面理解,判断缺乏依据,言词过于简陋,不但会被玩弄诗歌者奚落,也并不被对诗歌有见地者所接纳。这样以来,就给了这类诗歌大行其道的空间,也助长了用心不良或用心善良的翻译体招摇过市的信心。

翻译诗歌并没错,我们应有的学习也没错,但如果这翻译严重地影响了我们的艺术判断,甚至我们对自己的审美能力都产生了巨大怀疑,谁还敢说这诗歌创作,能有什么独立品质?撑起什么样的天空?

诗歌语言既是个体心灵最隐秘的代码,又是民族文化最深刻的符号,就算译者能解开这个代码,转换这个符号,但人之情采千差万别,文化记忆各有不同。这代码在被解开的那刻,原创者独特个性和人生经验加载其中的意味,必然会坍塌毁灭;这符号在被转换的那刻,只有本民族文化才能灌注出的通畅气脉,也必然会离散消亡。因此,诗歌翻译,只能打捞到一些飘游在语言表面上的轻浮之物,很难捕捉到沉潜在文字深处的真魂,最多只能给我们提供一个雾中楼阁般的模糊窥探。

除此,我们也无法获得只适合于本民族语言结构的语言节奏,无法复制只在本民族语言中,才能使音调和意义同时发生关联的韵律,更无法以我们民族的语言结构,描摹出西方民族的思维模式。思维如水,语言如舟,当情感鼓动起的思维,以起伏不定的波浪支配语言时,语言也会靠自身的内在机制扬波激浪、推动思维。不同民族的思维模式,都是在各自不同的地理环境影响下,在各自不同的历史文化演变中缓慢形成的,规定了思维运动的内在结构、深层潜流和总体形貌,对西方诗歌的翻译,只能是对船的汉字化改造,而不可能是把别人的江河搬到自己的河床上。坐在改造过来的船上看风景,不可能领略到异域风光独特的美,我们通过翻译,也就触摸不到这种从本民族母血里继承下来的思维模式。而诗歌,作者在提炼它时,恰恰是在最高程度上调动了本民族的思维模式。只有本民族的思维模式,才能产生本能性的运动,最大面积地支配好精神能量。

如果说,翻译在文化交流上出于必需,是翻译的必须性,给了强暴的合理性。那么在诗歌创作上,我们却万万不能认为,通过对翻译过来的诗歌的研习,就能获得中国诗歌的精气神,更不能认为能模仿出翻译体,就能得到中国诗歌的真魂。其实,连西方诗歌本身的东西都还没完全摸到。

我们必须明白,西方诗歌有怎样的长处,都只能立足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涵纳的是西方的宗教文化,也只能在西方历史积淀下来的诸多意味中,在不同于汉语的语法规则和节奏韵律中张扬其魅力,我们只能在极小的程度上借鉴一点。

我这么说,并不是要否定西方诗歌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引领作用,中国现代诗歌当初学习西方是必需的,是为了摆脱已经不说人话的文言文的制约,寻找到一种更能贴近现实、融入民众的诗歌语言。当初没有对西方诗歌的学习和借鉴,我们就不会有现代意义上的诗歌。

但在經历了白话文写作百年发展后的今天,现代汉字已在语言自身运动规律中,摆脱了旧文化积垢在身的窒酷,再次获得了相当成熟的语法结构和表意能力,汉字在几度起伏跌宕的口语化、简易化过程中失落的美,也以顽强的生命力重新彰显了出来。在这种情况下,还去厚人薄己,就太对不起我们的文化和汉字,也太对不起从“五四”开始,几代人为了现代汉语的兴盛和发展,所做的痛苦而不懈的努力了。

汉字的一笔一划,都是形象思维在抽象线条上的诗意凝结,闪烁着形象思维的光辉。世界上与汉字同时诞生的其他象形文字,都已被历史的车轮抛到了身后,汉字虽经历了从甲骨到金鼎,再到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行书的不断简化,却在风吹雨打中始终精神抖擞、光华不散,保持着其葳蕤蓬勃的风貌。汉字这种强大的自我更新能力,可以从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找到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则是我们民族的形象思维能力,远比其他民族强大。正是如此,我们才很难有创造拼音文字的意识,也很难被外来拼音文字征服。思维是一种力量,正是我们民族难以遮掩的象形思维,最大程度上给了汉字得以源远流长的力量。

这种思维作用于汉字,也作用于汉诗,中国古典诗歌远优于西方诗歌的意象之美,就是这种思维在文学领域最为激情的扬波兴浪。中国传统诗歌非常辉煌,已经在人类的艺术史上树下了高耸的丰碑。只不过其高耸之处,不是说有《荷马史诗》《浮士德》《神曲》那样宏大的史诗,而是说汉语的古典诗歌,将情与理体现得最为优雅完美,不但有着音乐性,还有个性化的雕塑感和光影斑驳的画面感,几乎调动起了人类对美的所有审美触角,最大限度地实现了文字对艺术本质的征服。正是如此,我们完全有信心说,中国诗歌在唐诗中释放出了诗神唯我独尊的高贵气质,也在宋词中得以保持,就是到了已经散文化的元明时代的曲中,光华依然没有散尽,处处闪烁出灵动面目。

而意象的运用,作为我们民族思维特征在诗歌中最大的显现,更是我们先天自带的集体美学品格,在人类文化进程中旗帜鲜明的伸张,最能投射出我们骨头里的风流,肉体上的欢乐。这也反过来告诉我们,如果中国现代诗歌,无法意识到意象的重要性,就无法展现出汉语独有的魅力。无法携带出汉字在来路的风吹雨打中获得的厚重和圆润,无法使汉字在传递思想情感时回忆起自身的沧桑历史,就永远只能是洋诗歌的汉字山寨版,是绝无可能登到艺术美学顶级的帕来品。

中国现代诗歌要变得更健康、更丰腴,要有蓄纳精气神的强大的魂魄,就得从我们汉诗的优秀传统中汲取营养,就得在注重诗歌节奏的同时,必须将意象的运用放在第一位,以汉诗的古典品质,对中国的现代诗歌进行校正。

有了这种认知,就不难明白,我们要凭借现代汉语重建诗歌的辉煌,就必须回到古典诗歌留下的最后废墟上。那里是现代诗歌扯起大旗振臂造反的地方,也是古典诗歌在背水一战后遁回自己历史的地方。只有回到这个废墟,我们才能重温现代诗歌起义时的煌煌口号,明白当初之所以与古典诗歌决裂,并非古典诗歌艺术品级不高,而是为了能更贴近现实、深入民众,如果打倒了古典诗歌的我们,却一味地崇洋媚外,则同样是对现实的远离,对民众的背弃,如此以来,现代诗歌发动的革命,最终就只能是土匪式的卑鄙篡位,而非什么顺应历史的义举。

同样,只有回到这个废墟,现代诗歌才能领受到传统文化通过母语贯通下来的恢弘之气,找到汉字的美学尊严和古老历史,继承到汉语最纯正、最高贵的那部分血统,重获汉语先天自带的诗意,也才能拥有其他文字无法取代的地位。

我们的这种认知,也受文化发展内在规律的支持。任何文化在以新生面目成长的过程中,都有弑父恋母的情结。中国现代诗歌源于五四时代新文化运动,所谓的新文化,而是在与西方文化的激情碰撞中受孕于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也非旧文化的代名词,旧文化往往有传统文化的面目,却只能是传统文化中最为腐朽的部分,已在行将就木中耗干了遗传的精血。真正的传统文化有扎根于历史深处的源泉,有母性般厚德载物的品质,有对未来丰沛活跃的孕育能力。只是当初,失去了繁殖能力的旧文化,却会在日落西山的绝望中,以旧时家长般的男性霸权身份,视受孕于西方文化的中国新生文化,为有辱门庭的野种,对其横挑鼻子竖挑眼地大肆叫嚣,以期捍卫住自己的位置。

因此,发轫于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虽受孕于传统文化的子宫,却有着西方文化的面目,是在旧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内斥外牵中诞生出来的,在落地的那刻,就遭到了旧文化的驱逐,只能靠西方文化名不正、言不顺地接济来成长。但新文化虽然弱小,却有着面向未来的胆气和野心,为了争取到自己的位置,毫不手软地对旧文化发起了攻击,也最终推翻了旧文化家长式的霸权统治。但新文化有血刃旧文化的心狠手辣,却对一度被旧文化代表过的传统文化心存暖意,只是在好长一段时间,旧文化遮掩着传统文化的面目,无法向其表达肺腑之言而已。尽管如此,却从没有放弃过从传统文化那里获得自我身世的努力,只要稍有可能,就会毫不犹豫地续接上与母体血浓于水的关系。

这只要考察一下现代诗歌中诸如《再别康桥》《雨巷》《致橡树》《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等已成经典的一些诗歌,就非常清楚。这些诗歌也许在某些看多了西方诗歌,有着“专业性”眼光的人眼里,并不能代表中国最好的诗歌,但之所以深受国人喜爱,最主要的原因,却无疑是有着古典诗的意境和氛围,符合中国人的美学格调。就连卞之琳的《断章》这样寥寥四句,顾城《一代人》这样这样只有两句的东西,也因为意象饱满,空间深邃而让人念念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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