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友梅: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奠基人

时间:2021-04-30

李定国

学贯中西、治学严谨又办校有方的萧友梅博士,是中国近现代音乐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早年,他在蔡元培先生主政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京大学所属“音乐传习所”执教,后来又在蔡元培的倡议下,实际一手创办了上海国立音乐学院。上海国立音专的成立有着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就此,中国开启了系统性音乐教育的新篇章。中国近现代音乐就此发端、进展、薪火相传。在中国百年音乐的进程中,迄今为止所涌现的几代著名音乐家,几乎都与上海国立音专有着深厚的渊源。这其中,除了蔡元培的正确决策,萧友梅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居功至伟。

萧友梅1884年1月7日出生于廣东香山(现今中山)的石岐镇。父亲萧煜增是清末秀才,他在家中开了个私塾。萧友梅5岁那年,随家人移居澳门。早在1557年,就有大批的葡萄牙人在澳门定居,1887年澳门割让给葡萄牙后,更是成了葡萄牙及西方国家与中国内陆进行贸易的“基地”。当时,萧友梅家隔壁就居住着一位葡萄牙传教士。这位洋人擅长音乐,他家窗口时常传出管风琴的音乐,少年萧友梅颇感新奇,总是侧耳倾听。有一次,正当他和着管风琴在忘情地歌唱时,被这位传教士发现,并把他请到家里。这是萧友梅第一次见到并触摸这件西洋乐器,内心充满了对音乐的憧憬。但遗憾的是,当时萧友梅并未向这位邻居提出想学习音乐的愿望,从而也失去了这样的机会。然而也正是青少年时代每天耳濡目染的音乐熏陶,使萧友梅萌发了学习音乐、走音乐之路的初心。

1900年,16岁的萧友梅只身考入广州最早的西式学校——时敏学堂。在学校里,曾饱读中国传统史书的萧友梅不仅要学习历史、地理、算术等原本私塾没有的新科目,还要接受图画、唱歌和体操等新式教育。其中,萧友梅最爱唱歌,虽然这些“学堂乐歌”都是模仿日本的样式,但对当时没有音乐教育的中国而言,还是相当进步的。

因为热爱音乐,萧友梅两年后东渡日本,自费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学习,同时还在东京音乐学校兼学钢琴和声乐。那时,萧友梅的暂居地没有钢琴,他为了有更多的时间能在学校琴房里多练琴,常常错过了学校的就餐时间,从而只能以面包和牛奶充饥。

正因为萧友梅的这种认真执着的学习态度,他的钢琴技艺很快便突飞猛进。留日期间,萧友梅撰写了他最早的音乐理论文章《音乐概说》,在中国留日学生创办的杂志《学报》上连载,这篇论文也标志着萧友梅试图系统地理解音乐的开始。除了学业和音乐上令人刮目相看的长进外,萧友梅还积极参加了当时由孙中山领导的在东京组织的革命政党——中国革命同盟会的活动。

萧、孙两家是香山同乡,孙中山从檀香山回国到澳门行医时,两家又是邻居,因此彼此交往甚密。萧友梅比孙中山小十八岁,尊他为父辈。他从小就与中山先生相熟,十分景仰他,视他为大英雄,并一直引以为豪。在孙中山的介绍下,萧友梅加入了同盟会,参加反抗满清政府的革命。他把自己租借的宿舍二楼,用作革命党人秘密集会的地点之一。每次在他家开会,萧友梅总会自告奋勇地在门口放哨,有时还会替革命伉俪廖仲恺、何香凝夫妇看管他们的孩子……

1909年夏,25岁的萧友梅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归国。两年后的辛亥革命,给他带来了人生的转机。由于当年在东京时,萧友梅为同盟会的革命活动作出过贡献,因此在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他被委任为“总统府秘书”一职,为中山先生管理起草文件。后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萧友梅不愿与其为伍,便追随孙中山回到家乡广东继续革命,并加入新成立的中国国民党。因孙中山的看好和关照,同年深秋,萧友梅又被公派赴德留学。

萧友梅选择到德国莱比锡大学攻读教育学,同时又进入莱比锡音乐学院学习理论作曲,则要归因于蔡元培。此时已辞去教育总长一职的蔡元培也来到了莱比锡学习,萧友梅一直以蔡先生为自己的楷模。教育和音乐是萧友梅留日以后最感兴趣的两大课题,那时日本音乐院校仿效的是德国的教育模式,不如索性直接赴德学习了。

莱比锡音乐学院创立于1843年,它是一所闻名世界的音乐学府,门德尔松曾担任过校长。在萧友梅学习的年代,全校近千名学生中有三分之一是来自26个国家的留学生。各国学生交流互补,彼此都受益匪浅。

1915年夏,萧友梅结束了莱比锡音乐学院的学业,翌年向莱比锡大学哲学系提交了题为《17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的研究》的博士论文。那时德国的大学有规定,有关音乐的博士论文答辩不在本院进行,而是由另一所大学负责审查。在顺利地通过了由著名音乐家胡戈·里曼主持的论文答辩后,萧友梅被授予博士学位。用外文提交音乐方面的论文而获得博士学位,萧友梅是中国第一人。

萧友梅的博士论文内容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中国乐队概说》,第二部分为《乐队乐器概观》。整篇论文从乐器与乐队及演奏形式着手,论述了从纪元前3世纪到17世纪中国音乐的变迁。萧友梅的论文里引经据典,罗列涉及七十余种汉文古籍。除了四书五经、二十四史外,还有《乐津全书》和《律吕正义》等古代乐书。文中还使用了很多图表,对141种打击、吹奏和弦乐器,一一作了说明。可以想象,如若不是中国人,是不可能写出这样论文的。虽然后来中国乐坛的一些人士也指出该论文有许多幼稚和不够深刻的地方,但更多的还是肯定他的探索和先驱意义。

取得博士学位后的萧友梅原定立即回国,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激战正酣,交通阻塞无法回国。同年10月,萧友梅去了柏林,在柏林大学他选修了哲学、教育学、伦理学、儿童心理学及音乐和美术课程,从而撰写了《中西音乐的比较》《古今中西音阶概论》等学术文章。同时他又在施特恩音乐学院继续深造,研究理论作曲、指挥及古谱读法,由此奠定了他一生的学术基础。在柏林的一年半时间内,萧友梅还观摩聆听了二百多场音乐会和歌剧演出,其中绝大多数是乐坛巨匠尼基什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演绎的贝多芬、舒曼、莫扎特、柴可夫斯基等音乐大师的作品。这些音乐的种子,从此深埋在萧友梅的心底。

由于战争的胶着,德国的许多城市已陷入严重的饥荒。在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1917年春,萧友梅被迫疏散到德国边境的波森农村,他除了教当地小学生音乐,还要参加劳动,种植土豆等。由于生活贫困,长期营养不良又积劳成疾,本来就瘦弱的萧友梅染上了肺结核,曾一度住院治疗。此病从此一直困扰着萧友梅,也是导致他英年早逝的原因之一。

随着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1919年夏,萧友梅又回到了阔别两年的柏林。不久,他离开生活了八年的德国,周游考察了法国、英国、意大利、美国等国家,1920年3月,他坐船经旧金山回到南京。此时的萧友梅风华正茂又学富五车,踌躇满志想要报效祖国。然而归国后的他却发现国内的形势已发生巨变,广东已不在孙中山的控制下。于是,萧友梅奔赴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平。而他去北平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投奔、追随心中的偶像,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

萧友梅一到北平就与蔡元培先生取得联系,从而迅速地与北大旗下的音乐研究会建立了来往。应蔡先生之邀,很快又在北大音乐研究会创办的《音乐杂志》第3期上,发表了题为《什么是音乐?外国的音乐教育机关。什么是乐学?中国音乐教育不发达的原因》这篇掷地有声的重要文章,社会反响强烈。从此一发不可收,他接二连三地在《音乐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振聋发聩、令人耳目一新的论文,引领着当时的人们对音乐新的认知和思考。

蔡元培非常看重萧友梅的才华和人品。萧友梅来到北大不久,蔡元培便邀请其分别担任哲学系和音乐研究会的讲师。萧友梅是中国在欧洲接受过正规音乐教育的第一人,又是蔡校长的爱将,因此他在学校教师和学生中的威望很高,深得大家尊敬。萧友梅在音乐研究会除了教世界音乐史外,还新开设了和声学一课,学习者趋之若鹜。翌年,萧友梅又在该校中文系开设了普通乐理和初级和声学讲座,他希望选修这两门课的学生必须会弹钢琴或风琴,若不会则可去音乐研究会补习。萧友梅的本意是想让自己的讲座与欧洲的音乐学校具有同等水准,但在百年前的中国,西洋音乐教育才刚起步,确实有些勉为其难。即便如此,北大学生还是踊跃报名聆听萧友梅的各种讲座,据说听课学生总数达一千多人次。

其实,早在萧友梅归国之初,他就向教育部提议建立专门音乐学校的设想。当时的教育总长范源廉,是萧友梅留日时的同学,两人关系甚好,但由于政府财政困难,连国立学校教员的工资也难以支付,要想新办学校,简直是天方夜谭。

1922年5月,实际负责音乐研究会教学工作的萧友梅提出建议:让该会升格为学校的一个系,公开招生。一向重视音乐教育的蔡校长和校务委员们也一致同意,决定把音乐研究会改组成学校直属的音乐传习所。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音乐教育机构,在中国音乐史上留下过重彩浓墨的一笔。

这年夏天,北京大学所属音乐传习所正式成立并开始招生。传习所以教授西洋音乐(包括理论与技术)、传承中国民乐为宗旨,并设置了本科、师范和选科三个类别。本科旨在培养专业音乐人才,设理论作曲、钢琴、小提琴、管乐器和声乐五个班级。只要修完规定科目,积累到一定的学分,学生能无年限毕业。师范科则是培养中小學音乐教师,分甲种(四年制)教中学;乙种(两年制)教小学。选科更是应了蔡校长一直提倡的“有教无类”的理念,但凡音乐爱好者,无论年龄、种族均可参加。

北京大学是中国最高的学府之一,历来就是官僚辈出的地方。尽管蔡元培的改革举措吹来了一股新风,但当时的人们对以音乐为职业还是有所顾虑的。因此第一年报考的学生不是很踊跃,但以后随着传习所的声名日隆,报考的竞争也趋激烈了。

传习所的课程相当完备,堪比国外的音乐院校。不仅有音乐学、和声学、作曲法和音乐史等理论课程,还开设了视唱练耳、独唱、合唱及钢琴、小提琴,还有中国民族器乐演奏等技能课程。作为传习所主任的萧友梅亲自挂帅,教乐理、和声、曲式和音乐史。另外他还聘请、起用了杨仲子和嘉祉教钢琴,刘天华教民族器乐。

这些教师都是学有所长所专的大家。杨仲子是中国最早的钢琴家之一,曾留学日内瓦音乐学院。嘉祉是苏联十月革命后流亡到北平的俄国钢琴家,他在中国就是靠教授钢琴来维持生计的。而教授民族器乐的刘天华,出生世代书香门第、家学渊源,其胞兄刘半农、刘北茂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人称“江阴三杰”。刘天华不仅精于各种民族器乐的演奏,还通晓西洋音乐,从而对中国民族音乐本质的认知和理解,有很高的境界。最初他来传习所任教,是接替刚去世的中国古琴、琵琶大师王心葵的空缺。在北大教授音乐的这些年里,心存鸿鹄之志的刘天华对中国民乐进行了大刀阔斧式的改革。首先他起用刚从日本传来的简谱,来取代在中国已承袭了无数年的传统宫商调的记谱法。改成简谱后,人们读谱记谱就容易多了。这样有利于民乐的普及和推广,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其二,他又改良了许多民族器乐和演奏方法,使人们演奏这些器乐时,能更加随心所欲地发挥技巧,更淋漓尽致地表达作品的内涵。其三,他还尝试把原本像江南丝竹形式的小乐队,改编、打造成能与西洋管弦乐队那样编制和音响效果相媲美的民乐大乐队。刘天华的这种里程碑式影响至今的改革和创举,都得到了萧友梅极大的鼓励和支持。同时,刘天华还创作了大量的民族器乐独奏和合奏作品,如脍炙人口的二胡独奏曲《光明行》《病中吟》等传承至今的经典。刘天华许多创新思想的产生和对国乐改革的创举,都是在传习所任教期间所形成和付诸实践的。他对中国民乐所进行的一系列的探索、改革和实践,使原来中国的民乐有了颠覆性和本质上的变革,至今仍深刻影响着中国的民族音乐。刘天华做了大量基础性和创造性的工作,成就了当今中国民乐的格局和方向。

中国流行音乐的鼻祖黎锦晖,也在北大音乐传习所学习、熏陶过,曾受过萧友梅耳提面命式的教诲。北大的音乐传习所分设中乐和西乐两个部分,并一直奉行着包容一切音乐形式的开放态度。其中,中乐又有古乐、雅乐和通乐三类组成。在通乐里又分区域划为“潇湘乐组”“长白山乐组”“内蒙新疆乐组”等等。黎锦晖在担任潇湘乐组组长时,曾发挥过很大的作用,培养了不少新人。同时他也学习吸取了其他少数民族的音乐元素,并从中受益终身。然而在中国音乐传统中,民歌和曲艺历来不受重视,尤其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西洋音乐渐被推崇,黎锦晖他们所学习、演奏的民间风味浓郁的音乐更难成主流。但萧友梅却非常鼓励,他认为音乐应该百花齐放,不能一枝独秀,这样更有利于整个音乐的全面发展。正是在萧友梅的支持下,黎锦晖锲而不舍地博采众长,运用中国民族民间戏曲的音乐元素,借鉴、融入西洋音乐的样式和节奏,创作了很多扎根民族沃土、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作品,最终自成一格,开拓引领着中国方兴未艾的流行音乐。

民国时期的小提琴第一人谭抒真,早年也在音乐传习所学习。1922年,从青岛考入北平汇文学校的谭抒真,在了解了有关传习所的情况后,特地登门拜访了萧友梅,表达了自己想要学习小提琴的愿望。起初,萧友梅以为他只是小提琴的初学者,便派了传习所的一位老师负责教学。谁知,谭抒真早在青少年时代就在家乡跟随白俄音乐家学习过小提琴,琴艺已相当出众,这位老师根本教不了。知情后的萧友梅爱才心切,旋即寻遍整个北平城,为其请来最好的外籍老师,悉心培养。当然,谭抒真也没辜负萧友梅的厚望,凭借自己的天赋和执着努力,终成长为一代小提琴大师。几年后,谭抒真又去萧友梅创办的上海国立音乐院深造。毕业后,成为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中最早聘用的华人演奏家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出任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主管学校管弦系教学工作。在他主政的时代,上音培养了一大批承上启下的管乐、弦乐演奏大家。

传习所在每个学期末都会举行一场学生汇报音乐会,雷打不动。1926年初夏举办的师范科毕业生音乐会上,有位叫吴伯超的学生格外引人注目,他除了用钢琴独奏门德尔松的《随想回旋曲》外,还用琵琶独奏了名曲《平沙落雁》,并担任学生大合唱的领唱。萧友梅对吴伯超青睐有加,认定他是个从事音乐教育的人才。一年后,他带着吴伯超一同到上海创办国立音专。打那后,吴伯超一直跟随萧友梅从事音乐教育、不离左右。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国立音专曾一度一拆为三,一部分留在上海的,仍由萧友梅主政,直至他去世后由李惟宁接班。另一部分像其他高校一样迁至内地,在重庆青木关又建分校。其余的则由吴伯超带领,去南京另创国立南京音乐学院,他是首任院长,著名歌唱家温可铮就是该校的毕业生。1949年初,吴伯超乘坐“太平轮”从上海去台湾,途中与货船相撞沉没,船上千余社会名流富豪无一生还。

在吴伯超那届师范科毕业音乐会上,有位选科生萧福媛(萧友梅的妹妹)出人意料地參加了压轴表演。她在传习所管弦乐队的协奏下,演绎了莫扎特的第23号钢琴协奏曲的终乐章,赢得大家好评。萧友梅有一个哥哥和姐姐,以及同父异母的两个弟弟、十个妹妹。当时他在北平,与哥哥一家及继母和弟妹们一起过着大家庭的生活。萧友梅一直鼓励督促侄女和妹妹们好好学习音乐,勤练钢琴。那时的西式教育已开始普及,唱歌和体操教师也日趋不足。于是,北平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在1921年便设立音乐和体育专业,早于北大的音乐传习所,虽然仅限于师范教育的范畴,但开展专业音乐教育,在国内尚无先例。萧福媛正是该校的第一届毕业生,后来又来北大的音乐传习所当选科生。萧友梅的侄女萧淑娴也有极高的钢琴演奏天赋,萧友梅因而鼓励她去报考女子师范音乐系。但萧淑娴的内心更热爱绘画,其父又希望她能在文学方面有所建树,但最终,萧淑娴还是听从了叔叔的意见,考入北平女子高师学习钢琴,以后又到上海国立音专继续深造,成为中国著名的钢琴演奏家。

从传习所成立的第二年,萧友梅就组织了传习所附属的西洋管弦乐队。起初建立的是六人的室内乐队,由两把小提琴、一把大提琴、一把低音提琴、一支长笛和一根单簧管组成。翌年又扩展到有15人组成的小乐队,增加了圆号、长号及一组定音鼓,并增强了弦乐、木管的编制。不久,萧友梅又把天津海关原赫德乐队中的中国演奏员招至麾下,使自己乐队的门类和编制更齐全,更接近一支正规的双管乐团。萧友梅还有意招募收编原哈尔滨交响乐团中的部分演员,但终因财力不济而未果。这支经过不断扩编和重整的乐队,在萧友梅的指挥调教下,进步神速,积累了一大批人们喜闻乐见的经典名曲。但凡学校有大小庆典活动,这支乐队一定参与演出,深得师生的欢迎。

北大传习所管弦乐队在成立五年间,光单独举办的音乐会就多达四百多场,上演过很多观众喜闻乐见、耳熟能详的世界名曲,如:贝多芬的《田园》《英雄》交响曲,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德沃夏克的《新世界交响曲》等等。这些音乐会都是由萧友梅亲自排练、指挥演出的,连上演的曲目也都由他选定。

1925年3月12日,一代革命先驱孙中山留下“革命尚未成功”的遗嘱,在北平逝世。萧友梅悲痛不已,在葬礼上演奏了他作曲的《哀悼进行曲》,表达了他对这位伟人的无限崇敬和思念……

如今已很少有人知晓,《卿云歌》也是由萧友梅作曲的。此歌的歌词取材于上古时期流传下来的《尚书》中的同名诗歌。相传功成身退的舜帝禅位给治水有功的大禹时,君臣百官一齐吟唱《卿云歌》,展现了一幅政通人和、百姓安居乐业的清明画卷。萧友梅把古色古香的歌词配上西方样式的曲调,音乐优美、朗朗上口。

孙中山的去世,加剧了国内各派系和军阀间的争斗和矛盾。很快,革命党人开始北伐。此时的北洋政府因政治状况的变化和长期持续的财政危机,以节约开支为由,把以北京大学为首的北平九所国立高等院校,合并为“京师大学堂”,由当时的教育总长刘哲出任校长。并校时,刘哲认为,“音乐有碍教化、且与社会人心无关”,而下令关闭北大、女师大及北平艺专等学校中的音乐系科。这样荒谬的决定,引起了北平无数师生的极大愤怒。原本,蔡元培是试图通过音乐的教育,来陶冶人们的情操,提高国民素质,从而达到社会和谐的构想。这种美好的愿望,与以武力来夺取政权为宗旨的军阀政府,根本就是水火不相容的。经过各界人士不断的抗争,女师大的音乐系最终得以保留,但北平音乐教育的氛围已不复存在。

蔡元培离开北大后,又在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任教育行政长官,萧友梅也跟随南下,他向蔡元培再次建议:建立中国专门的音乐学校,地址可选在中西文化交汇的上海。而蔡元培对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音乐传习所被无端关闭,也一直耿耿于怀、心存不甘。经蔡元培的据理力争,南京政府终于通过了萧友梅创办国立音乐学院的计划,拨开办费6万元、每月经常费用3千元,同意每年招生50人,以后按每年招生人数的递增而增加相应的费用。

1927年11月27日,上海国立音乐学院在法租界陶尔斐斯路(现今南昌路56号)校舍,举办了建校庆典。这在中国音乐史上是件开天辟地的大事,标志着中国音乐的千秋大业就此拉开帷幕。

上海国立音乐学院是仓促上马的,因为蔡、萧二人都生怕政府的决定有变,有意赶快生米煮成熟饭。校址选在上海,是因为这里得天独厚的各种条件。那时上海的租界是华洋杂居,其中有许多外国音乐家,尤其是以苏联十月革命后流亡到中国的白俄居多。上海不仅有一支工部局交响乐团,还有日趋成熟、发达的广播、电影、唱片、娱乐及传媒业等等。而当时上海富人的居住比又占全国至少一半以上,家中有钢琴且学习者也不少。综上所述,上海无论是师资力量还是学生素质,抑或社会氛围,都具备了办校的必要条件。

上海国立音乐学院从当年10月26日登报招生,11月1日起报名,开始因为人们还不太知晓、也没关心此事,因此报考者并不多。好在有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担任校长,大家有时也会在茶余饭后议论此事。因此除了本市的考生,还有全国各地的学生前来报考。本着宁缺毋滥的标准,经过严格的考试,第一年录取了23名学生。萧友梅担任教务长并兼作曲教授。后因蔡元培公务繁忙,一个多月后便由萧友梅代理院长。

胸有丘壑的萧友梅一直想用大手笔来描绘、规划上音的美好蓝图,无奈经济拮据,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不要说高薪聘请外籍教授来校执教,在建校之初,因不能按时交纳房租,连校址也不得不频繁迁移。建校后不久,先是迁到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的两幢洋房内,半年后又搬到毕勋路(今汾阳路)。以后又曾迁至江湾、漕河泾等处。现今上海音乐学院在汾阳路、淮海路旁的那一片大校区,是贺绿汀院长的功劳。他三番五次向当时的上海市政府力陈学校在偏僻的漕河泾办校的种种困难。在陈毅市长离任即将赴京任职的前夕,他专门邀请贺院长与其同乘一辆轿车,在上海市区兜行选址,最终贺老选定了原犹太人的一个俱乐部,作为上音新的校址,一直沿用至今。

上音建校两年后,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大事。1929年6月,因经济原因,校方决定暑假留校学生每人需缴纳8块杂费。按当时的物价计算,这钱已不是一笔小数目了。而很多穷学生根本不堪这样的负担,因此他们自发组织一起向校方请愿,要求考虑学生经济状况酌情予以减免。说来也巧,正在此时南京政府公布了《专科学校组织法》,规定所有国立专业大学都降格为专科学校。因此,上海国立音乐学院也面临此危机,全校的师生情绪波动很大。師生们组织了护校会,更有人鼓动学生去南京请愿,从而形成了学潮,且愈闹愈大、愈演愈烈。校方锁琴房、断水电,到了剑拔弩张、不可收拾的地步。很快,南京派来一个改组委员会,处理学校的改组和学潮问题。最终,学校降格为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对于原音乐学院学生的处理方法是:一律凭新发的录学通知书办理入学手续。参与闹事和学潮的学生,只收到一份成绩单,没有入学通知书,被学校除名了,连参与护校的有些教师也遭到解聘。参与学潮的冼星海、熊乐枕、陈振铎、张立松、蒋凤之、李俊昌和洪潘等十多人,也就此失去了上音的学籍。为此,冼星海几乎与恩师萧友梅“恩断义绝”,但他有更多难言之苦不能吐露。

诚然,萧友梅对冼星海这位澳门小老乡相当关怀照顾。早在北大音乐传习所时,冼星海孤身一人到此学习,全靠萧友梅的帮助,不但不收其学费,还让他在传习所里帮助管理音乐书籍和抄写乐谱,用勤工俭学所获来贴补生活费用。也是因为萧友梅的赏识和推荐,冼星海在1926年秋考入了新办的北平国立艺专音乐系。但好景不长,北平全面取消了音乐教育。萧友梅离开了北大到上海创办国立音乐学院。作为萧友梅昔日的得意门生,冼星海在1928年免试入读上音专修班,与他同班的还有作曲家张曙、钢琴家李献敏(后来成为世界著名音乐家齐尔品的妻子)和歌唱家劳景贤等。为了照顾冼星海上音求学期间的生活,萧友梅还曾专门陪他去报考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的单簧管演奏员。但由于冼星海学习音乐起步较晚,在演奏方面难有作为,知人善用的萧友梅于是努力说服他改学作曲。

当初闹学潮时,冼星海并不住校,而是与靠帮人洗衣来维持生计的母亲一同无偿地借住在田汉创办的“南国艺术学校”租用的房子里。其实冼星海早已是中共地下党发展的对象,在学校里他经常与吕骥、沙梅等进步学生亲密交往,接受他们的革命思想。他对学潮的态度十分鲜明,同情和支持同学们向校方斗争,因此常常让闹学潮的同学们到他的居所内开会,一起商量斗争对策。萧友梅知道此事后,便派学生吴伯超教授去劝说冼星海等同学。因冼星海一直饱受贫困之苦,深感贫困同学的不易,因此坚定不移地站在贫苦学生的一边,从而他拒绝了私下的调解,并骂走了软硬兼施的吴伯超。对此萧友梅十分伤心,并误认为冼星海辜负了他。但冼星海并不认为闹学潮是针对恩师的,而是直指反动当局。这其中当然还有许多双方的误解。借着学潮的起因,上音很快被降格为专科学校。心灰意冷的萧友梅辞去了院长职务。此时他旧病复发,肺部咯血,无奈去了莫干山养病。

然而,对于萧友梅的知遇之恩,冼星海是没齿不忘的。虽然他之后在公开场合,再也没有提及当年的那次改变他命运的学潮,但在他的许多著述中,每每提起对中国音乐发展有过伟大建树的奠基人萧友梅时,总是满怀敬意。而且他一直把恩师的座右铭“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拿来自勉。

而萧友梅也是一个愿把自己的所有都奉献给音乐的人,对有才华、有抱负的学生,更是惺惺相惜、呵护有加。在学校迫于无奈,开除了冼星海等一批无辜的有为学生后,深感痛惜的萧友梅只能以辞去院长一职来表示不满。由于难言的误解,从此冼星海与恩师再也没有交往,但萧友梅却一直默默地关注着他的成长和进步。冼星海回广州到岭南大学执教,不久又去法国的巴黎音乐学院深造,萧友梅深感欣慰。抗战爆发后,冼星海学成归国,旋即就在上海参加并领导抗日救亡的歌咏运动。至此萧友梅才恍然大悟:冼星海作为中共地下党员积极参与学潮是在情理之中,而拒绝私下的妥协也完全顺理成章。同样作为爱国者的萧友梅,当年虽误解学生的“叛逆”,此刻早已在心中冰释前嫌了。

萧友梅与聂耳也曾有过几次交往。1931年9月11日,萧友梅应学生黎锦晖的盛邀去观看明月歌舞团彩排。期间,黎锦晖提出是否能让他的乐队去国立音专进修。萧友梅表示可以考虑办一个专门班来教学,前提是每个学员每学期需交60元学费。但此时明月歌舞团的经济并不宽裕,学习之事也就没有了下文。可从云南初来乍到的乐队小提琴手聂耳对此却有了自己的想法。聂耳的小提琴演奏是自学的,不太正规,所以报考上海国立音专是他梦寐以求的事。他想学好演奏小提琴的本领,随心所欲地演奏自己心爱的音乐。为了打好基础去参加考试,挚友贺绿汀专门为他请来了外籍老师。当时的聂耳凭借电影谱曲在上海电影圈已是声名鹊起,音乐创作的繁忙,使他分身无术,小提琴练习只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而且练小提琴需要童子功,而此时的聂耳已二十出头,即使拼命用功练习,效果也未必理想。1934年2月,聂耳离开了明月歌舞团,正式报考上海国立音专的小提琴科。考试那天的主考官是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的首席富华。聂耳演奏了两首有一定难度的小提琴练习曲。虽然他演奏时感情真挚、浓烈,音乐也似乎是从心底流淌而出的,但无奈演奏技巧不太出色,初试就遭淘汰。后来经贺绿汀的疏通,萧友梅同意亲自对他复考,但还是未能通过。原本对自己报考国立音专充满期待的聂耳,在复试当天的日记中写下了充满沮丧的四个字“音专失败”。

一年后,当聂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唱遍神州大地时,他却为躲避反动当局的追捕,在绕道日本前往苏联留学的途中,于日本海滨游泳时溺水身亡。巨星陨落,全国悲哀。蕭友梅也深感惋惜,更感到后悔。因为当初复试时,如果给他改学作曲的机会,也许这位天才作曲家完全可以改变人生,成为世界级的音乐大师。

1929年秋,降格的上海国立音专开学了,教育部长蒋梦麟再次任命萧友梅为校长。诚然,当时的中国乐坛只有德高望重的萧友梅有资格、有能力堪当此任。作为不二人选的萧友梅,在向教育部提出一些办校的条件得到允诺后,又走马上任了。至此到他1940年病逝的十多年间,是国立音专的鼎盛时期,也开启了一个时代的新风,从此奠定了中国音乐发展的基石和方向。

萧友梅主政的上海音专此时虽已降格为专科学校,但他仍沿用着国外同类大学的学科和教材,有些缺门的教材,他则亲自编撰。因为当时的学校有了一定的教育经费,萧友梅开始大量聘用在沪旅居的外籍音乐家来校任教,其中不乏世界级的大师。为了保证聘请外籍教师的经费充裕,萧友梅甚至把政府拨给他购买轿车的专款也投入其中。

上海音专初创时,萧友梅除了掌管全校事务,还亲自上作曲课。他聘用的十位教师,中国人和外国人各占一半。曾留美的王瑞娴和李恩科教钢琴,著名民乐演奏家朱英教琵琶,萧友梅培养的北大传习所的吴伯超教钢琴兼二胡,侄女萧淑娴也教钢琴。五名外籍教师则是:工部局交响乐团的首席、意大利人富华教小提琴,俄国人余甫蹉夫教大提琴,匈牙利人华勒教乐理、视唱练耳,俄国人汤姆士奇和吕维钿夫人分别教声乐和钢琴。

后因富华的介绍,俄国著名钢琴家查哈罗夫也来校任教。他培养了丁善德、李翠贞等一批中国一流的钢琴家。李翠贞学琴十年有余,能不看谱全部背奏贝多芬的所有钢琴奏鸣曲,但她被推荐来国立音专面试的时候,音专入学考试早已结束,且开学在即。爱才心切的萧友梅破格为她一人特设了一个考场,由查哈罗夫主考。考官随意指定贝多芬奏鸣曲中的某一乐章,甚至某一乐句,李翠贞都能毫不犹豫、毫不费力地正确弹奏,令在场的所有人惊叹不已。这是一位天才的钢琴家,萧友梅当场拍板录用。在查哈罗夫的悉心培养下,李翠贞仅用一年时间就学完了初级、中级和高级钢琴课的所有课程,提前毕业。在毕业考试演奏会上,查哈罗夫更是直接给她打了满分。不久,李翠贞赴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继续深造。学成归国后,她一直在上音母校执教,是贺绿汀院长的爱将,学校的中坚力量。

俄国人苏石林也是上海音专极其重要的外籍专家,他被誉为中国声乐界的教父,几乎中国所有著名的声乐教授和歌唱家都出自他的门下,如:斯义桂、应尚能、劳景贤、沈湘、喻宜萱、黄友葵、郎毓秀、高芝兰和温可铮等。

早年的上音,教授理论作曲的只有萧友梅一人,但他同时又是一校之长,并兼教务主任,整天要忙于堆积如山的公务,很难分身教学,于是萧友梅不拘一格地起用了刚留美归来的黄自出任上海音专的教务主任兼作曲系教授。年仅26岁的黄自是“庚子赔款”的旅美孩童,后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黄自来音专执教,是学校发展史上至关重要的篇章,他的到来给上海音专带来了一股新风。黄自的作风与萧友梅办事认真又不苟言笑截然不同。年轻的黄自非常温和,又平易近人,对待学生如同家人和朋友般亲切,而且教学非常认真负责,因此学生们都愿意与他交心,做真心朋友,师生关系非常融洽。黄自在中国音乐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他培养了贺绿汀、刘雪庵、江定仙和陈田鹤等四大弟子,这些作曲家以后又影响了无数中国音乐人,可谓薪火相传。但遗憾的是,黄自34岁就英年早逝,这是中国乐坛的巨大损失。黄自短暂的人生,留下了中国第一部交响乐《怀旧》以及《长恨歌》《玫瑰三愿》《思乡》等音乐作品,而他的抗日救亡歌曲《抗敌歌》和《旗正飘飘》曾激励亿万中国军民投身伟大的抗日洪流。

廖尚果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广州起义失败后,他被国民政府通缉,从此开始乐坛的流亡生涯,先经香港到上海的租界,改名青主,开办了一家书店,后因生意惨淡而停业。陷入生活困境的青主此时想到了留德时期结识的好友萧友梅,于是就去拜访投奔他。萧友梅十分同情共产党和青主的遭遇,他二话没说就请他来校工作。因为青主不能抛头露面登上讲台教学,于是萧友梅就请他主持学校校刊编辑部的工作。萧友梅非常重视校园的学术氛围,青主主持校刊《音》工作时期,各种学术活动开展得非常踊跃,而且风生水起,还先后成立了“乐艺社”和“音乐艺文社”,并编撰出版了《乐艺》《音乐杂志》《音乐周刊》《林中》等不定期的刊物。这些期刊内容丰富多彩,有音乐人物专访、曲谱评论、作品解说分析、乐坛展望等等。刊物成了向校内外人士介绍学校教学和活动成果的重要载体,更肩负着音乐普及和启蒙的任务。青主是这些刊物的主要撰稿者,萧友梅、黄自也经常带头发表自己的学术论文。在音乐理论研究之外,青主还擅长用西洋曲调谱写中国古典诗词,而且这种探索性的创作非常成功。他根据唐诗和宋词谱写的歌曲《我住长江头》《大江东去》早已成为艺术院校的声乐教材,传唱至今。

1934年,世界钢琴大师切列普宁巡演来到上海。他也是苏联十月革命后流亡到巴黎的俄国贵族。在北平举办音乐会期间,出身音乐世家的切列普宁看了中国京剧,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痴迷其中不能自拔,拜了当时北平的伶界名人齐如山为义父,取了个中国名字:齐尔品。

齐尔品到上海后,先后在国立音专、美国妇女俱乐部、大光明戏院和圣约翰大学举办钢琴独奏会。齐尔品非常热爱中国文化,并娶中国钢琴家李献敏为妻。他认为,自己游遍了欧美各地,没有比中国更好的地方,对中国正在发展进步的音乐事业也非常理解。尤其在参观、了解了上海音专的现状后,他赞不绝口,相信此校未来定能成为世界一流。他与萧友梅更是一见如故、意气相投,大家都有相见恨晚之感。为了鼓励中国学生的创作热情,齐尔品和萧友梅商定,由音专出面举办一次征集中国风格的钢琴作品创作大赛,题材和内容不限,奖金由齐尔品负责。这个好消息如春雷般在校园内炸开了,师生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以最大的激情投入其中。

来自湖南邵阳农村的学生贺绿汀,有着丰富的生活阅历和深刻的人生感悟,也掌握着不凡的作曲技法。他顶着难熬的酷暑,趴在自己借住的逼仄簡陋的三层阁的屋面上,用很短的时间就厚积薄发地谱写出了三首自己感觉满意的曲子去参加应征。本着公开公平的原则,经由齐尔品、萧友梅、黄自、查哈罗夫和阿克沙可夫组成的五人评委会一致裁定,由贺绿汀谱写的,充满诗情画意、又热烈欢快奔放、充盈着浓郁中国风情的《牧童短笛》为一等奖。原本名不见经传的贺绿汀就此声名鹊起,一举奠定了他在中国乐坛的地位,并最终成为中国乐坛的一面旗帜。贺绿汀参赛的另一首作品《摇篮曲》则和同门师兄陈田鹤的《序曲》等五首作品一起荣获二等奖。他的《晚会》虽未得奖,却得到了齐尔品的好评,后被改成了同名管弦乐,久演不衰。贺绿汀用此次获奖得到的两百块大洋,买了一架精艺牌钢琴。在贺绿汀此后的音乐生涯中,此琴一直陪伴左右,如今还静卧在贺老福寿园的墓地旁。

征稿活动后,学生们的学习和创作激情更加高涨。为了感谢齐尔品对上海音专的支持,萧友梅特聘他为学校的名誉教授。

在萧友梅主政时期,上海音专不仅教学硕果累累,还人才辈出。上海音专毕业的谭抒真、陈友新、徐威麟、黄贻钧、张贞黻、毛楚恩、秦鹏章、马思宏、韩中杰、陈传熙、陆洪恩、窦立勋、司徒兴城、司徒海城、司徒华城三兄弟、柳和勋和郑德仁等十多位华人音乐家先后加盟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打破了乐团原本全由洋人把持的历史。此外学校还培养了谭小麟、李德伦、李焕之、赵枫、李凌、严良堃和周小燕、谢绍曾、蔡绍序、葛朝祉等后来影响中国音乐进程的历史人物

在萧友梅的音乐生涯中,他绝大部分精力都用于中国音乐教育的普及和发展,用于发现培养高精尖的音乐人才,而作为中国最早学习西洋作曲技法的作曲家,虽然用于音乐创作的时间非常有限,但也留下了不少经典之作。除了谱写过“中华民国国歌”《卿云歌》外,萧友梅在“五四时期”创作的歌曲《问》和《五四纪念爱国歌》也流传甚广。他创作了我国第一部弦乐四重奏《D大调弦乐四重奏》和我国第一首大提琴独奏曲《秋思》等。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还亲自编撰和声学、普通乐理和小提琴等教科书。

萧友梅也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五卅惨案”发生后,他旋即就谱写了《国难歌》和《国耻》等乐曲。“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他又主持上海音专成立抗日救国会,全校师生纷纷为抗战捐钱捐物,他谱写的激情救亡歌曲《从军歌》也流传一时。1933年春,上海音专的师生在萧友梅的带领下,在杭州举办了一次轰动全国的抗日救亡专场音乐会。音乐会上,上音师生高唱了萧友梅、黄自、冼星海、聂耳、吕骥、麦新和孟波的抗日救亡歌曲,由此也拉开了中国抗日救亡群众歌咏运动的序幕。

抗日歌声响彻中国大地之际,上海音专也迎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萧友梅这么多年不断地努力奔波下,国民政府终于批准了上海音专建造新校舍的预算,从此上海音专结束了始终没有自己固定的校舍、只得四处辗转的尴尬局面。新校舍建在江湾的市京路,1935年秋季开学后,音专的师生就在新校舍上课了。为了表达上海音专师生对蔡元培先生为中国音乐事业的奠基和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在萧友梅的策划组织下,1936年的初春,在新建成的音专剧场里举办了蔡元培先生七十寿辰音乐会。音乐会上,音专师生上演了许多中外名曲,有独唱、独奏和管弦乐演奏及交响合唱等等,展现了上海音专的教学成果和学校的综合实力。对此,蔡元培也非常感动,并深感欣慰。这天,他早早来到新校,在萧友梅的陪同下,一一参观了新校舍的各种设施,并亲手种下了几棵大树。不幸的是,在1937年“八一三”的淞沪抗战中,上海音专在江湾的校舍被毁于一旦。

萧友梅一生正气,光明磊落,克己奉公,从不徇私。为了中国的音乐事业和上海音专的发展建设,他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40年12月31日,萧友梅因积劳成疾、久病不治而不幸去世,享年56岁。这是中国乐坛不可估量的损失。另一位深刻影响中国音乐进程的黄自先生,带着未完成的半部中国音乐史的遗憾,也在两年前英年早逝,至此,中国音乐的一个时代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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