鸠摩罗什与利玛窦跨文化译介策略比较

时间:2020-11-21 栏目:青年文学家

摘  要:鸠摩罗什与利玛窦分别是中国两次翻译高潮中的代表人物,鸠摩罗什作为一个异国僧人,在中国第一次翻译高潮,即佛经翻译浪潮中,极大地促进了佛经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而利玛窦作为一个西方传教士,推动了中国第二次外来文化大输入的进程,使更多的中国人接触到了西方的科学知识。因二位译者的身份,翻译方式,翻译思想,以及跨文化译介策略有相似之处,本文通过对二者的分析比较,旨在挖掘跨文化译介策略的运用以及产生的效果,希望对当今中国对外的文化传播有所启示。

关键词:鸠摩罗什;利玛窦;跨文化译介策略

作者简介:冯元晨(1995.8-),男,汉族,河北省景县人,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专业:外国语言文学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30--02

一.引言

鸠摩罗什是东晋时期后秦的一位高僧,其身世极富传奇色彩。其父鸠摩罗炎出身天竺,后居于龟兹,与其母龟兹王妹生下鸠摩罗什。这位混血且聪慧的异域僧人起初虽精通佛法但并不通晓汉语,后来被吕光因政治原因扣留在凉州长达17年,在此期间,鸠摩罗什学习当时的中国语言,了解了中国的文化,开始了译经和传播佛经之路。在此期间,与弟子译成《大品般若经》、《法华经》等,系统地介绍了龙树中观学派的学说,总计翻译经律论传94部、425卷。但译经也只是鸠摩罗什对中国佛教贡献的一部分,他将大乘佛教传入中国,是中国佛教开创八大宗派的奠基人。在鸠摩罗什之前的佛教传播,大多靠神通来显化,直到鸠摩罗什来到中国,才使佛教哲学融入中国文化学术,并自成一派,为佛教哲学后来与儒、道分庭抗礼打下了基础。

利玛窦这位西方传教士、学者,来自于意大利的天主教耶稣会。利玛窦在澳门学习汉语而后设法进入当时中国的皇城——北京,并建立教堂,“使天主教在中国取得了合法地位”,并“首创了中西结合翻译介绍西方科技文献的历史,还第一个把四书译成拉丁文,开了将中国典籍介绍到西方的先河”。(曹增友 1999)利玛窦用中文著书和译书超过二十余部,被《四库全书》收录就多达十三种,其中《几何原本》和《万国全图》尤为著名,尤其是后者,此书的出版使“中国人对世界地理的知识得以扩大”(王克非,1997)由此可以看出,两位译者母语虽非汉语,但在中国的跨文化传播都达到了一定的效果。基于此,本文将从二位译者翻译方式,翻译思想,跨文化传播策略以及成果入手,分析二者的相似之处,经过比较其传播效果并发掘其成功的原因,探讨其给我们向世界推广中国文化的启示意义。

二.鸠摩罗什与利玛窦社会文化背景分析

鸠摩罗什与利玛窦都是以“僧人”身份进入中国,目的都可以说是传教。鸠摩罗什将佛经译介到中国,利玛窦旨在将天主教传播到中国,虽目的有相似之处但效果大相径庭。究其原因,与他们所处中国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早在两汉时期就有大月氏人传佛教到内地,西域因其地处东亚中亚,欧洲中部的独特地理位置,成为中西文化沟通的桥梁,尤其是龟兹,翻译了诸多梵语的佛教经典,也产生了诸多佛教高僧,如佛图澄和鸠摩罗什。魏晋时期,西域入内地的传教高僧逐渐增多,但由于译经数量不多,质量参差不齐,加之缺乏佛教哲学指导,如佛图澄的弟子道安,对佛教大乘小乘界限的认知并不是很清晰。因此汉地佛教发展速度缓慢。彼时北方战乱,民族关系复杂,五胡十六国民族对立突出,只有佛教在当时的各少数民族间畅行无阻,可以将各个民族联结起来。因此,许多统治者利用佛教巩固自己的统治。这些因素为鸠摩罗什入内地传教提供了契机。

十三世纪后期,文艺复兴在意大利兴起。科学文化的发展极大地冲击了罗马天主教。为了维护罗马天主教在人们心中的崇高地位,天主教徒们纷纷吸收最新的科学理论和知识,以丰富其宗教内涵。这就是为什么利玛窦等一批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精通西方科技知识。“可以认为:他把当时所了解的最有权威、最先进的科学知识提供给中国”(陈登 2002)。此外,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以及宗教改革運动使教皇在各国政治上的影响力式微,教徒地位下降。因此他们将目光投向了富庶的东方。另一方面,彼时中国仍处于封建专制制度的统治下,晚明和清朝皇帝加强中央集权,闭关锁国,中国的科学技术逐渐落后于西方诸国,这种情况下传入中国的西方科技就吸引了一批士大夫等有识之士的关注。此内因外因共同为意大利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播科学知识提供了前提。“翻译是利玛窦在华传播西学和宗教的重要手段,为使其作品能为中国士人所接受,翻译策略的选择至关重要”(王佳娣,刘祥清 2017)。

三.鸠摩罗什与利玛窦跨文化译介策略比较

鸠摩罗什和利玛窦在中国的译书和传教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他们的跨文化译介策略是有一定的共通之处的,究其根本,最大的相似之处便是将其译介的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从译介受众的角度出发,使译著能迅速被读者接受但又不失“天然西域之语趣”。

1.翻译方法和翻译思想比较

第一个共同点就是两位翻译大家都学习了中国的语言文字,并长时间的了解了中国的文化和礼仪习俗。鸠摩罗什主张译文的文丽、文采和简约,被认为是翻译佛经“文派”的代表人物。从罗什评价梵语偈颂唱词译成汉语犹如“嚼饭与人”,就可看出罗什对原文和译作文丽的重视程度。关于竺法护翻译《正法华经· 受决品》中有一句“天见人,人见天”,鸠摩罗什评价到“在言过质”,但认为 “人天交接,两得相见”,这个译法就比较妥当。可见罗什对于中国语言认识之深。而利玛窦则是一位贯通中西学问的大家。他将天主教教义与中国儒家理论进行调和,如在《天主实义》中,利玛窦引用儒家经典论证天主教与中国儒家思想的相容性。利玛窦还撰写了不少中文著作,借助于他对中国儒家哲学的理解,他迎合中国人的心理,将西方价值观引入中国,“顺应译语读者的内在需求”(梅晓娟,周晓光 2008)。这充分说明了利玛窦对中国语言,中国文化,中国儒家思想的理解之深。

两位翻译家也都十分重视翻译的诚实性。鸠摩罗什曾在临终之时发翻译的“诚实誓”,说若平生所译经文无误,他身体焚化后,口舌不烂。由此可见罗什对自己佛典汉译事业诚实守信,问心无愧。同样,利玛窦对待翻译更是如此。因其翻译大多都是科技类著作,因此也更加注重对原文的忠实程度。利玛窦在《几何原本》序言中提及:“反复辗转,求合本书之意,以中夏之文重复订正,凡三易其稿。”可见其对翻译的严谨程度。

罗什与利玛窦两位翻译大家都采用了主持译场的翻译方式。译场的翻译方式不仅可以发挥鸠摩罗什和利玛窦对原文理解上的优势,还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中国文人语言表达上的优势,尤其在润色文丽以及简约等方面。

2.跨文化译介策略成果及影响比较

鸠摩罗什的佛经汉译以及利玛窦对西方科技译介,这种跨文化译介策略都有一定的目的性,鸠摩罗什旨在向中国弘扬佛教哲学以及印度的佛教文化,而利玛窦则是为了向中国传教以及归化中国。

鸠摩罗什的佛典汉译开创了一种文学新体,用朴实的白话文体译佛经,文体简约,不加藻饰,这无疑给当时走向骈偶滥俗的的中国散文与韵文指明了新的文学方向。正因为鸠摩罗什这位译经大师,“翻译的文学到此方才进了成熟的时期”。(王克非,1997)罗什译经最出彩之处在于其译文的文学性,如罗什译《维摩诘》这部经本小说,就极富文学趣味。罗什将印度文学中天马行空的想象付诸笔端,以汉语呈现,给当时的中国文学注入了活力。

利玛窦则是把西方先进科技作为敲门砖,打开了中国士大夫的眼界,并将天主教的一些思想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结合,为后来中国开眼看世界提供了一定的基础。虽然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译介西方科技带有鲜明的目的性,但这些知识科技不但适应了当时中国主流思想经世致用的需要,成为当时实学兴起的重要思想来源,而且也促进了当时的中国士大夫在认识方法上从直觉向逻辑推理的过渡,以及近代科学的萌芽。

四.总结

鸠摩罗什与利玛窦这两位跨文化译介大师的译介事业都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译介策略有许多共通之处,如都学习了中国的语言文字,并深入了解研究了中国文化和习俗、对待翻译恪守诚实的态度、采用译场模式等,但归根结底是将其要输入的文化与中国实际情况和传统文化相结合,采取归化的方式让译文不生涩难懂。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鸠摩罗什与利玛窦这两位跨文化译介大师通过翻译构筑起了文化传播的桥梁,对今天中国也不乏指导意义,为当今中国向世界弘扬中华文化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学习当地的语言文化是基础,最重要的是将中华文化与当地实际的文化情况在忠实于原文本的基礎上进行调和、融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在坚持文化自信的同时提高文化自觉,“尤其是通过‘中学西传研究,可以厘清中西文化科技交流双向互动和双向受益的源头及发展脉络,证明中国文化对于世界文化的意义和贡献”(王银泉 2018)以此不断提高中华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1]曹增友:《传教士与中国科学》[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

[2]王克非:《翻译文化史论》[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3]陈登:从西学翻译看利玛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01):70-73。

[4]王佳娣,刘祥清:利玛窦世界地图译介中的文化适应策略研究[J].中国翻译,2017,38(01):49-52。

[5]梅晓娟,周晓光:选择、顺应、翻译——从语言顺应论角度看利玛窦西学译著的选材和翻译策略[J].中国翻译,2008(02):26-29+96。

[6]王银泉:适应性传教路线与利玛窦儒学化翻译研究[J].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2018(02):136-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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