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丽丝·莱辛:请勿奢谈男文学、女文学

时间:2021-01-12

康慨

七十年前,多丽丝·莱辛就是个叛逆的现代女人。这样的女人放在今天也并不会显得落伍。她性格里和作品中的挑衅性与不妥协性,仍然激励着千千万万的年轻女性,去寻找真正的自我,发现自己的声音、自己的房间和自己的世界。

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的短篇小说集《到十九号房间去》刚刚在中国出版。我们刚好借这个机会,回顾一下她的文学道路和男女观念。

一个女人去十九号房

莱辛勤奋多产,生前出版著作达六七十部,而1950年代以后在中国出版的,少说也有三十种。她的短篇小说虽不像长篇那么有名,但也有很高的水准。收在《到十九号房间去》里、与书名同题的一篇便备受关注,译本颇多。

小说描写广告画师苏珊嫁给报社编辑马休,搬进大宅,不再工作,生下一儿一女,又添一对龙凤胎,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两口子小心呵护着婚姻,却渐渐感到乏味。丈夫的一次外遇算是少有的微澜。等到双胞胎终于也上学去了,苏珊总算有了属于自己的几个钟头。“首先,我花了我十二年成年的时光工作,过着我自己的生活。然后,我结婚了,从我怀孕的那一刻起,我就把自己,可以这么说,把自己签给了别人。签给了孩子们。十二年来没有一刻我是独自一人,没有一刻属于我自己。所以现在,我得学会重新做自己。就是这么回事。”

她在大房子的顶楼给自己争取到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连保洁阿姨都不能入内,但她也很少进去,因为那里让她感觉比待在卧室更像囚禁。即便如此,在孩子们接连不断的入侵下,这里很快也变成全家人共用了。于是,她继续“梦想着有一个房间,或者是一个地方,在哪儿都行,她可以到那儿去坐坐,独自一人,谁也不知道她在哪儿”。

她到邻镇找了一家小旅馆,租了一个又旧又脏的房间,每周三次,朝十晚五,到这儿享受一番孤独,尽管只是坐在扶手椅上,或是站起来看着窗外。十九号房在她心目中变得比家还要亲近。可她没有自己的收入,每个星期得跟丈夫讨五英镑,拿去作房钱。自己在外面本就有情人的丈夫,当然起了疑心,雇用侦探,到处打听妻子并不存在的情夫。苏珊感到灵魂失去了最后的庇护,只剩下一具无用的躯壳。她选择了不活。

在弗吉尼娅·伍尔夫看来,知识女性的自由需要两个必要条件,一个是五百英镑的年收入,另一个就是一间自己的房间。这个房间在哪儿呢?想必是在这女人的家里。所以到了莱辛,家里的这个房间已经不够了。因为虽然有了房间,可她还是没能摆脱她的家庭。她必须要走出家门,到十九号房去。可这也是不够的。至少她仍然缺少伍尔夫所说的另一个必要条件:独立的、可以自行支配的收入。

对这个故事有多种解读,但作者自己承认,她从来没弄明白苏珊想要什么。不过,“这个故事不仅仅是来自于我内心的某个隐秘之处,”莱辛说,“也来自于我们那个时代很多女性的隐秘之处,否则就不会受到她们的青睐。”

两个女人单独待在一套住宅里

“两个女人单独待在伦敦的一套住宅里。”这便是《金色笔记》那个有名的开篇。

还是女人,还是房间。安娜和摩莉是新时代的“自由女性”,敢于抛弃反动、堕落和无能的男人,带着孩子单身在外谋生,更敢于独立思考,做出生活和政治上的决断。倘若我们以60年前的标准来看,她们绝对称得上站在时代前列,如摩莉所说:“我下过决心,要做一个完完全全的新女性。”

摩莉就像安娜的另一个自我,安娜才是这部厚达700页小说的主人公。为了从混乱的状态中理出头绪,她记录了四本笔记,以黑、红、黄、蓝四种颜色区别,分别涉及她在非洲的生活,参与共产主义活动的政治经历,她为更好地理解自己而虚构出的另一个自我,以及记载梦想、日常生活和男女关系的个人日记,最后整合为“金色”的第五本笔记,其中充满了文学女性在面对创作瓶颈时的内心苦斗,亦关乎爱情、性解放、母爱和政治。小说也以这四本笔记的反复出现和交叠结构全书,展现出安娜的内心冲突、思想痛苦和多重人格。她自视为“自由女性”,以此作为每一部分的开篇和结尾,指解放了的、对男性更多责备而不愿再容忍下去的新一代女性,尽管从她的言行来看,所谓的“自由女性”不无反讽。

《金色笔记》是莱辛最著名,也是最重要的作品。1962年在英国出版时,正值战后西方女权运动的初潮,此书亦被视为女权运动的圣经。莱辛本人却不想被简单定性,因而始终拒绝这一标签。

走出“思想包”

一部《金色笔记》,有人看到女权,有人看到政治,有人看到月经。

2007年10月,莱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英国《卫报》写道:“今年的大熱门菲利普·罗斯,一位十分多产,争议不断,以描写手淫、政治和男性神经官能症闻名的文坛著名老大爷,败给了一匹大黑马,一位十分多产,争议不断,以描写月经、政治和女性神经官能症闻名的文坛著名老太太。”莱辛则说:“我认为,在《金色笔记》之前,月经从未在小说中出现过,而在《金色笔记》里,它吸引了评论家的不成比例的注意力。但随后,‘月经丧失了冲击力,这个词(和这件事情)在纸上有了一席之地,而且不怎么引人注目。‘自慰是另一个丧失了冲击力的词。”

她在回忆录里透露,这本书是在失落感和变迁感造成的高压下完成的。“《金色笔记》在中国出版两次,每次八万册。相对于中国的人口,这只是个小数目,对于我们却是很大的印量。每次出版都在几天之内销售一空,都是女人在买,因为在中国,人们也把它看成一本给女人看的书。女人在那里的生活很艰难,我很高兴这本书能对她们有所帮助,并不介意她们是否知道这本书的‘真正意图。”

真正的意图是探索人怎样走出自己的“思想包”——“它们广泛流行,被普遍地接受。在我们的西方教育中成长起来的每个年轻人都被灌输了这一整包东西,以为这是唯一可能的思想。”莱辛说,“《金色笔记》完成之际,我也通过写作走出了我的思想包。”《金色笔记》的成功,奠定了莱辛此后的盛名。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提到过有四位美国总统头像的那座山。“如果20世纪的作家有一座拉什摩尔山,那么多丽丝·莱辛必将刻在上面。像(美国诗人)阿德里安娜·里奇一样,她至为关键,所处的那一时刻,正值性别差异堡垒的大门不断溃决,而妇女面对着日益增加的自由和选择,以及日益增加的挑战。”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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