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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省际交界区发展研究

时间:2018-10-09 分类:时代金融 来源: 时代金融2017年33期

曾冰 张艳

[摘要]省际交界区在我国扶贫开发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将现有关于我国省际交界区发展的研究进展进行系统的解读与述评,一方面为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提供基础,另一方面为省际交界区的发展改革提供重大启示。

[关键词]省际交界区 空间 机理 述评

党的十八大以来,扶贫开发和区域协调发展作为两大重要发展主题被摆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省际交界区作为特殊性区域,与我国连片特困区分布具有较高关联性,是区域性整体贫困治理的重要阵地。同时省际交界区作为省际合作的前沿阵地,是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研究的新命题,也是区域统筹协调发展的热点和难点。因此,加强省际交界区发展,是对两大发展主题的重要响应。关于省际交界区的研究也逐渐丰富,但一直不温不火,本文对现有研究进展进行系统解读与述评,一方面为学术界相关研究提供基础,另一方面为省际交界区发展改革提供重大启示。

一、我国省际交界区空间界定研究

现有文献大都将省际交界区定义为:以省界为参照系,按一定关系向各省级行政区内部而延伸出来的区域.而关于交界区具体地理范围还未达成一致,界定原则和方法也具有多样性。一些研究者采用行政区单位加以界定,常见地如以县域为单位,毗邻省界附近的县域综合为省际交界区;也有以地级市为地域单位,将毗邻省界附近的地级市市域综合为省际交界区。此外,一些学者积极借鉴地理学与经济学相关方法,定量研究了省际交界区空间范围,如周潮等人以场强理论为出发点,并借助GIS软件空间统计分析模块,定量分析中心城市辐射范围能力大小,以此表征省际交界区空间范围;何龙斌等人构建了城市发展的指标体系,并借助于康维斯断裂点理论,将研究得出的城市腹地范围来表征省际交界区空间范围。甚至有研究者借鉴WTO国际边境贸易空间范围的界定方法,将省界两侧各15km的区域范围定义为省际交界区。而社会学领域的研究者倾向于以省界两侧具有紧密联系的社会文化区域界定为省际交界区,如以藏族文化为重要纽带的川滇藏交界区。总体来说,关于省际交界区空间范围界定还存在很强的主观性,缺乏科学系统的方法,难以形成统一的界定标准,这种空间范围的不确定性使得省际交界区研究处处掣肘。

二、我国省际交界区发展机理研究

代表性理论有以下集中:一是行政区经济理论,该理论以行政区与经济区概念内涵及其两者间联系为出发点,进一步分析省际交界区经济发展的演进过程。如安树伟在对晋陕豫交界区长期实践调查基础上,分析得出:省际交界区在行政区经济及边缘效应下会呈现出特殊的、具有分割性和边缘性经济特征,进而提出行政区边缘经济理论。曾冰强调省际交界区发展是贯穿于行政区与经济区互怼而又统一关系变化中,并以行政区与经济区两者关系在时间序列上的关系演化为主线,重点剖析了省际交界区阶段性发展特征。省际交界区跨行政区的特殊属性,使得该区域发展难以避免行政区间利益博弈,张艳、丁建军、钟昌标等学者探讨了地方政府受财政分权、政治晋升锦标赛等制度影响,如何对省际交界区中经济活动进行空间博弈,初步形成了空间博弈理论。另外,一些学者将省际交界区视为一种跨区域性质的次区域联合体,并将区域协同发展相关理论作为省际交界区发展的指导理论。也有学者将中心地理论作为省际交界区发展的一般性理论,发现省际交界区边缘化发展关键因素在于接受中心地辐射不够且自身中心地体量能级较小。

三、我国省际交界区实践发展研究

一方面注重选取区域个案来做深入研究,既有着眼于单个省份,如山东、河南、湖南等,也有着眼于多个省份,如闽粤湘赣省际交界区、湘鄂渝黔交界区等。另一方面具体从开发模式、空间结构优化、城镇化、产业发展、制度设计等方面展开研究。王爱民、马学广认为省际交界区经济发展关键在于区域间经济协作发展,并从区域协作组织机构,企业联合,地方保护等方面设计了相应的发展途径。刘玉亭等将省际交界区分为弱弱、强弱、强强型三类区域,并提出了弱弱联合、强弱互补合作、强强互补协作三种发展模式。王凯对我国省际交界区旅游资源与产业发展特征进行详细分析,认为省际交界区旅游发展应从协同规划、联合开发市场、发展旅游产业集群等方面着手。朱传耿等人对全国省际交界区的产业结构发展进行了研究,发现东部省际交界区产业结构优化度高,而中西部省际交界区非农产业比重不高,资源密集型产业具有一定的比重。王印传等人则进一步对省际交界区城镇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探讨并划分首都经济圈省际交界区城镇发展类型,即竞合型、侵入型与渗透型三类。冷志明从动力机制、组织机制整合机制等方面设计出了相应的机制来加强省际交界区经济协同发展。

四、总结与展望

从上述文献梳理来看,总体上对省际交界地区的研究尚处于探索和理论雏形阶段,现有研究为一种问题导向型的研究,缺乏对问题生成机理的有效分析,忽视了对省际交界区空间结构的演变过程及优化路径的研究,使得相关研究更习惯从宏观和中观层面上去分析,缺少微观基础,过多地停留在区域经济分工协作、协调发展、政府间的利益博弈等层面上,而对于“为什么省际交界区经济发展会落后?”这一方面的问题还没有得到系统的回答,尤其是在分析中心和边缘的经济差异时,容易落人骑驴找驴的思维方式。而没能深刻去探索为什么边缘地会形成边缘地,而不是中心地,导致研究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强,使得省际交界区发展难以收到有效指导和突破,故须深入构建有关促进省际交界区经济发展的理论解释模型。

另外一个极具诱惑力的倾向,就是將研究的视角从“这是什么”偏转到“这应该是什么”,以至于规范分析多,定量分析少。现有定量研究过多强调以单一指标来简单测度省际边界效应发展,有意或无意地弱化了省际交界区产业结构与空间结构上的动态演化进程分析。与此同时,现有研究未能加强对相关地区的案例实践研究,导致理论与实践结合有所脱钩。由于我国经济水平、制度环境和边界发展状况与国外存在着较大差异,决定了我国省际交界区研究不能完全套用国外的研究模式和思路。对于省际交界区发展来说,应该着重加强省际交界区中心城市发展,积极强化区域协调合作,有效地响应扶贫开发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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