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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周楞伽与 《中国抗战史演义》 的出版

时间:2018-09-19 分类:读书文摘 来源: 读书文摘2018年9期

周允中

父亲周楞伽当年以“杜惜冰”的笔名,创作出版的长篇章回体小说 《中国抗战史演义》,历经70多年的风雨沧桑,在江苏人民出版社的鼎力支持和百般努力下终于再版。回顾这部80余万字的长篇巨著,父亲当年写作之艰难历程以及因此而遭遇的磨难,实非三言两语所能够说清楚的,但作为后人却又不得不拿起笔来代诉衷肠,为之诉说出版和发行的缘由。

收集史料 历尽艰难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当时,我父亲正与全国救国会机关报 《救亡情报》 的主编刘群从事救济难民的工作。这期间他还和倪伟良一起开展了新文字协会的工作。

进入11月,传来了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消息,正在此时,《大公报》 记者范长江到陕甘宁边区采访,回到上海以后,出版了两本报告文学 《西线风云》 和 《塞上行》。当时,复旦大学出版的 《文摘》,转载了这两本书的主要内容,我父亲根据这些内容和有关平型关的报道,花了三昼夜的时间,编写了一本 《抗日的第八路军》,初版3000册,通过望平街的五洲书报社一销而空,再版6000册,很快也销售完了。与此同时,我父亲还编写了一本 《八路军将领列传》,由于上海已经沦为孤岛,只能够委托英商太原轮销往广州,后来,穗、港两地将此书竞相翻印了不少。

因着这个原因,从1938年起,我父亲开始有意识地从事抗战史料的收集和摘编整理,通过熟悉的光明、潮锋和东方等书店,由他们的伙计从广州、武汉、桂林、重庆等地的分店,带回大量的报刊,交由我父亲浏览保存。尤其是东方书店的老板储祎,每次从重庆、昆明归来,都要带回许多当地的报刊。虽然都是土紙印刷,字迹模糊不清,但却是上海不易见到的史料。由于纸质脆薄,不宜保存,我父亲就不厌其烦地,按照每一个事件发生的内容和先后次序,剪贴在废旧的本子上,特别是美国随军记者贝却敌的系列新闻特写,专门用一个大本子黏贴,这样日积月累,竟然黏贴了十几本有关抗战的资料本。

正在这个时候,国民党上海市三青团宣传部长毛子佩,听取了陈蝶衣的极力推荐,盛情邀请我父亲编辑他所创办的 《小说日报》。我父亲莅任以后,首先接过冯梦云的工作,在第一版的专栏《战国策》 上,用“今张仪”(意思即今天主张连横抗日的说客) 这个笔名,大谈时局的变化和抗战的实情。又在第二版 《演讲台》 上,用“枕戈”(意即枕戈待旦) 一名,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各国领导人物和军事将领,并且预测战争形势的发展。通过这样一系列的写作,父亲对时局的进展烂熟于胸,这为他日后写作 《中国抗战史演义》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41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界,孤岛沦陷,市民生活萧条。我家原先租住的武定路紫阳里,也被一个汪姓的汉奸强占,我家被迫搬到了小沙渡路 (今西康路) 一栋简陋的三层阁楼里居住。但所有的抗战资料和以前黏贴的本子,都保存完好。

当时,为了谋生,父亲替各个报刊杂志写了不少小说,有些小说虽然隐晦曲折,但是仍然引起敌伪的怀疑,这栋阁楼招致日本宪兵两次搜查。第一次是在1944年的秋冬之间,由 《小说月报》 编辑顾冷观通风报信,我父亲携家远走,逃到宜兴老家,蛰伏在陈塘桥一户佃农的家里。第二次是1945年的春季,我父亲一人来到上海,写稿、出书、贩卖白报纸维持个人生计。不料,他在 《文友》 杂志上写的 《江南春》 中篇连载小说,引起了日军特高课的注意,再加上和苏青笔战,以及在《社会日报》 上指责日军乱挖防空洞,不仅被开了天窗,日军还决定前来抓捕我父亲,幸亏内山完造及时通风报信,我父亲连夜离沪,才免遭毒手。临走以前,除了报刊无法带走之外,其他几本剪贴簿,均放在旅行袋里,安全携归宜兴老家。

小说出版 深受欢迎

抗战胜利之后,我父亲返回上海寓所,发现房间虽然被日军翻箱倒柜,弄得凌乱不堪,可是放在阁楼倾斜处的报刊却丝毫未动,这使得忧患余生的父亲惊喜不已。此时,东方书店的老板储祎来找我父亲编书,他本来打算出版一套 《抗战小丛书》,每本一两万字,记叙抗战期间的著名战役和英雄人物。后来我父亲坚持主张由他来筹划,写作一部描述抗战历史的章回体通俗小说,储祎也同意了。为了写作此书,父亲阅读了大量有关战争、战略和战术的书籍,补充自身的不足。由于资料比较齐全,他又熟悉战局的进展,经过三个多月废寝忘食日夜操觚,一部80余万字、署名杜惜冰的 《中国抗战史演义》 终于出版了。

在动笔写作之前,父亲颇费思虑:是根据史料如实写?还是发挥想象加以文学创作呢?他征询了不少朋友意见,最后决定做到“处处有根据,客观的,不是凭空乱写的”。写作材料的来源,主要取自三个方面,一是众多新闻报纸,如上海的 《大公报》 《申报》 《文汇报》 《新闻报》 《中美日报》 《抗战日报》、重庆的 《大公报》 《扫荡报》、成都的 《新民报》、贵阳的 《中央日报》 等。二是各类杂志,如 《东方杂志》 《时与潮》 等三十余种。三是书籍,各地出版的相关小册子不下百余种。由于对浙赣战事的记载甚少,借助黄绍竑先生的《五十回忆录》,作者在第三十七回、第五十一回和第九十五回中,都作了扎实的史料铺陈。桂林反攻,是中国抗战胜利的序幕,在第八十二回和第九十五回中,对于这场血战的记载,作者多依赖杨魁先生的 《桂林血战纪实》 一书。而对于远征军在印缅的对日作战,孙克刚先生的专著 《缅甸荡寇志》 则“写得周详而有系统,精确而不夸张”,故作者在第七十二回、七十六回、七十九回、八十六回和九十一回中,多有涉及,有的便直接节录而成。作者坦诚地表示:“余岂敢掠美,特此举出,以存其真。黄、杨、孙三位先生大著,对于本书增色不少,敬此道谢。”

此书共一至六集,每集一册,约十六七回,总计一百回。民国三十五年 (即1946年)6月初版,11月再版,12月印了第三版。七个月内连续印刷三次,可见当年深受读者欢迎。

储袆先生为这本书作了序。他写道:“日寇扬言于数日内即可打到南京,不意淞沪一打就打了三个多月,宝山城全营殉国,四行库孤军死守,其壮烈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台儿庄歼敌、徐州城突围、长沙三次会战大捷,使日寇深陷泥淖而无法自拔……这一次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件空前的大事,也是一件可歌可泣值得大书特书永久作为纪念的大事。”

他还指出:“友人杜惜冰,自‘七七起,即广事搜罗史料,不问巨细搜罗无遗,渝滇各报,悉数托人剪贴,其寓所虽经敌伪搜查二次,但史料早已机警寄藏,未致散失。胜利之后,杜君以史料示余,并谓拟写一通俗小说,俾社会各阶层都知晓抗战之经过,使后来者亦明白抗战之艰巨,余大表赞同并乐于出版。”

我父亲在 《撰后志语》 中写道:“写历史是一件难事,写当代史更难,因为写史的人,应用客观的笔法,当褒则褒,当贬则贬,非盖棺不足以定论,而当代史是当今演变的史实,演奏史实的人物,大部分尚未盖棺,褒之则未必使其喜,贬之则定要遭其怒,受贬的人说不定会用恶势力来加诸写史的人。”这段文字,写出了作者在写作 《中国抗战史演义》 中的真实心情。这样的担忧,果然在此书出版后得到了应验。

军方干涉 风波迭起

全书出版以后,就发生了令作者完全没有想到的事情和风波,第一起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刘汝明派人前来质问,因为我父亲在第七回 《汤恩伯死守南口,刘汝明误陷张垣》 中提及他曾因害怕日军凶焰,临战怯阵,加上判断失误,导致北方重镇张家口沦陷敌手。

当时,刘汝明在张家口与日军作战,汤恩伯在南口与日军作战。但舆论异口同声地只颂扬汤恩伯,而不提及刘汝明,甚至骂刘为汉奸。刘汝明对其参谋李诚一发牢骚说:“我在张家口打了一个星期。一个师长受了伤,一个旅长阵亡,一个旅长受伤,一个团长 (刘田) 阵亡。刘田是你们湘乡人,是我最好的团长,你能了解清楚的。我还有7个营长阵亡,好几个受伤。还说我一枪未放,是汉奸,难道这些人都是自杀的?自己打伤的吗?”在张家口作战时,刘田团长捆好9颗手榴弹去炸日军坦克,英勇阵亡。事后李诚一把刘汝明这些话,原原本本电告蒋介石,并抄送军统一份。后来蒋介石在武昌召见刘汝明时,肯定了他在张家口的抗战,并且奖赏他3万银元,他却全部分赏给了士兵。

另外,刘汝明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张家口失守原因有三:一是 《塘沽协定》 规定华北地区,中国军队不准修筑防御工事,导致张家口无险可守;二是指挥不协调,原先约定傅作义的一个旅进驻柴沟堡、孔家庄,掩护张家口的侧后,结果只派了一个营的兵力,而且,很快又撤走了;三是武器不及日军,卢沟桥事变以后,军部下令将重机枪统统交给军部,另外换成轻机枪,经过多次交涉,终无结果。

可见,不是身居要津,一般的文人,仅仅根据当时报刊的记载,来写这类史料性质的小说,未必完全正确,也容易招致误会。

出版不久,刘汝明派了他的副官找到京沪卫戍司令部的汤恩伯,由汤司令出具第三集团军的公函,来到东方书店交涉,要求立即更正,否则将禁止该书的出版发行,吓得储祎出了一身冷汗。后来几经求情协商,将“刘汝明误陷张垣”改为“刘汝明痛失张垣”,再根据刘汝明副官提供的材料,对这一回的内容,大加修改,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才平息了这场风波。不过,储祎却很有生意头脑,他提出,请汤恩伯为此书题写书名,才能够改版,否则因销毁库存书籍造成的损失,书店无法承受。储祎此举无非是想借着汤恩伯汤司令的大旗,扩大宣传,以防再有人前来捣乱。汤恩伯素喜风雅,倒也欣然命笔,不仅题写书名《中国抗战史演义》,签上自己的大名,还盖上了自己篆体的阳文印章。从此,该书的第一页上,就有了赫然醒目的汤恩伯的行体字。

另外一起风波是,该书有些地方,引用了孙克刚的著作 《缅甸荡寇志》 中的内容,虽然也补充了其他一些人的回忆以及当时报刊所载的新闻资料,但其中的主干部分,確实是挪用了他的文章。孙克刚是入缅参战的主将孙立人将军的堂侄,才学颇高。某日,东方书店便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声称自己名孙克刚,见有书抄袭己作,亲来一看,他到东方书店门市部大吵大闹,说到激动的地方,拔出手枪,比比划划,吓得店员魂飞魄散,来店购书的顾客也四处逃窜。那时候,国民党的官兵横行霸道,殴打毁坏如家常便饭,老板储祎为了息事宁人,只好赔偿几百元法币,了却纠纷,但因为此事,他便迁怒于我的父亲,将我父亲辱骂了一顿以后,断绝了往来,东方书店以后也再不要我父亲编书了。

事后,我父亲向将 《缅甸荡寇志》 重版的广益书局经理刘季康了解,才知道来敲诈勒索的,并非是真正的著作者孙克刚。

孙克刚当年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以后,就参军去了堂叔孙立人的新38师,入缅参战,曾经担任该师政治部副主任,后来担任新一军政治部主任,少将军衔。他祖上安徽庐江人,不仅出身名门望族,其祖父还曾经是清朝台湾巡抚刘铭传的高级幕僚,怎么可能为了区区几百元钱,来书店大吵大闹呢?一谈到长相,更是牛头不对马嘴,不用说,这起事件肯定是国民党兵痞的敲诈勒索。至于这位兵痞是如何了解此书信息,设计圈套,前来逞凶的,恐怕谁也讲不清楚了。

然而,我父亲余兴未尽,将后来收集到的史料,又扩展了一下,写了三篇纪实文学作品:《齐学启仰光成仁》 《方先觉衡阳脱险》 《战琉球巴克纳阵亡》,在顾冷观和吕白华主编的 《茶话》 上发表了出来。

“文革”结束以后,曾有出版社打算重新修订出版 《中国抗战史演义》,我父亲也收集了一些资料,并且改写了此书的第一回,但是终于因为新的抗战史料不断涌现,当事人的回忆层出不穷,对于全面抗战的认识和评价,涉及方方面面,也不是他一个人所能够解决和完成的,于是,他打消了重新写作的念头,将原稿束之高阁,不再问津。

另外,需要补叙一笔的是,该书大量记叙了美军英勇果敢反抗攻击日军的光辉事迹,体现了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这也是今天的我们绝对不应该忘却的记忆。

(选自《钟山风雨》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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