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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握住一颗眼泪(散文)

时间:2018-10-16 分类:北京文学 来源: 北京文学2018年10期

李青松

我跟海子接触有四年时间。因之诗社和诗。

1983年9月,我入政法时,海子也入政法。不过,我当时的身份是学生,海子的身份是教工。我说的政法,是指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41号——中国政法大学(当时门口校牌子上的字是彭真的手书,现在改为邓小平手书了。入校时校长是刘复之,毕业时校长是邹瑜)。那一年,中国政法大学是在全国范围内首届招生(之前为北京政法学院),一下子就从内蒙古招来50人。我是其中之一。哐当哐当!哐当哐当!我是坐了一夜的草原列车进京的。当我背着行李,拎着网袋(里面装着洗脸盆和牙具),步履兴奋地被人流裹挟着,走出布满煤尘、异味弥漫的西直门火车站出站口的时候,天就亮了。

我知道,草原和沙地离我远去,新的一页已经掀开。

政法大学南校门之外就是小月河。河里蛙鸣喧嚣,河岸荒草连天。我当时想,若是把老家的羊赶来,一定会个个吃得膘肥体壮。城里的草,就那么白白长着,派不上用场,真是可惜了。

我本来第一志愿报的是北京广播学院,偏偏没被录取,却被第二志愿的中国政法大学录取了。当时,政法大学还没有分系分专业,可见当时办学之仓促(好像入学半年后才分系分专业)。

入校后给校刊投稿,就认识了校刊编辑吴霖和海子。吴霖有两个笔名,也叫江南,也叫陈默,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海子原名查海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吴霖和海子在一个办公室,面对面办公。我当时在校刊发表的第一首诗是《老教授的书屋》,责任编辑是吴霖。虽说中国政法大学是以培养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为主的政法高等院校,但法律课堂上的许多大学生仍然做着文学梦。这是一种悖谬——法律的功能是使每个人都成为理性的人;而文学的功能是使每个人成为感性的人。

法律是收敛和约束情感,使看不见的东西不被看见。而文学则是张扬和放大情感,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而且不光是使自己看见,更是通过自己的表达使别人看见。

从本质上说,每个人都渴望看见——看见青春的美,看见生活的美,看见世界的美。

那个年代,正是校園诗歌盛行时期。那个年代,正是校园文学气象万千的时代。今天,当我转过身去,向着那个时代遥望的时候,腾的一下,浑身有一股热流在澎湃涌动。——我们应该向那个时代致敬!

在吴霖的鼓动之下,经校团委和校学生会批准,我便不知天高地厚地发起成立了中国政法大学诗社。海报刚刚贴出去,就有上百人报名参加。我们还是从严掌握的——最后通过审核作品和面试,录取了55名同学为诗社成员。我被任命为首任社长。副社长是王彦、张国森。骨干有曹洪波、李艳丽、王淑敏、郁红祥、齐晓天、王光、孔平、贾梅、李成林、孟朝来、荀红艳、武彦彬、商磊、庞琼珍、付洪伟等。同时,我们还创办了一本诗刊《星尘》。我任主编。刊名是吴霖起的,“星尘”二字是我们班的同学朱宏霞手书的。那家伙来自内蒙古乌兰察布盟,从来不去上课,整天躺在宿舍床上读《红楼梦》。是个烟鬼,床底下全是烟屁股。面黄肌瘦的,就像旧社会受苦受难的人。

当时,校领导江平、宋振国、解战原、张晋藩及老师高潮、宁致远、张效文、王洁、隋彭生、于波、马宏俊、唐师曾、丁元力等都很支持诗社的工作。校记者团团长、学兄毛磊也给予热情的帮助。

在我的建议下,吴霖被聘为诗社名誉社长,海子被诗社聘为顾问。也就是从那时起,海子发表诗歌开始用“海子”这个笔名了。海子生就一张娃娃脸,那时没有多少人注意他。海子生活上过于邋遢,不修边幅,胡子乱蓬蓬的。吴霖是上海人,戴一副眼镜,风流倜傥,满腹经纶,我们都称他吴老师。但对海子从没唤过老师,就叫小查。他的额头和鼻尖总是汗津津的,一副羞涩的样子。当时的海子“一穷二白”,没有底气没有自信。

唐师曾(当时是教国际政治课的老师,后来成了新华社著名记者)为讨诗社漂亮女生欢心,哐当哐当躺在地上拍照片,拿给海子要求在校刊上发表,却每每都被海子说“不”。于是,“唐老鸭”给海子起了个绰号“扎卡”。——大概是因为海子的面相长得有点像印度电影《流浪者》里的坏蛋扎卡吧。不过,海子反过来也给唐师曾起了个绰号——“糖包子”。一个“扎卡”,一个“糖包子”,都无恶意,算是一对一抵消了。他们教工之间的事,我们不便多嘴。毕竟,我们是学生

诗社活动搞得轰轰烈烈——办刊物,举办诗歌朗诵会(朗诵会多半是由查卫民和张卫宁主持。朗诵会上,曹洪波每每都会登台,以咬牙切齿的表情朗诵一首自己的诗作——啊!风!——啊!雨!——啊!闪电!常会引来满堂笑声),搞诗歌讲座……政法大学成为当时高校诗歌重镇。我曾带人专门去臧克家先生的家里拜访,请教老先生一些诗歌问题。我们请邹荻帆、梁晓声、刘湛秋、徐刚、顾城等作家和诗人来学校跟诗社成员座谈。北大、师大、人大、邮电等诗社的人常过来交流。北大的西川(刘军)来政法次数最多。当然,他来的次数稠密,除诗歌之外,还另有原因。什么原因?别问我,问我我也不会说。

诗社没有办公场所,实际上,我的宿舍就是诗社办公室。当时,全国几十所高校的诗社负责人跟我有过联系,我每天都能接到六七封,甚至十几封信件。当然,不光都是投稿,也有探讨诗歌创作方面的信,也有油印的刊物,油印的诗集,也有——也有朦朦胧胧表白那个意思的信。读信,是我每天最快乐的事。

回想当年,我们的青春和梦想都是与诗相伴的。诗,让我们沉浸在幸福中。

有一次,我们请某诗人来校讲座,结果,那个诗人因故没来,我就跑到校刊编辑部找吴霖救场,偏巧吴霖不在,就跟海子说:“小查,你来救场吧,你讲。”海子说:“讲什么啊?”我说:“你就讲朦胧诗吧,对付一个多小时就行。”

海子说:“不行,临时抱佛脚,我哪有那本事啊!”

我说:“今天听讲座的可全是漂亮女生,你不去讲会后悔的。”海子的眼里放出欢喜的光芒。海子是鱼,女生是鱼钩。漂亮女生,是钓海子这条鱼的鱼钩。于是,海子就跟我来到那间教室。

不过,确实有点难为海子了。那次讲座由我主持,海子都讲了什么,我一句都记不得了。只记得他的额头和鼻尖上浸满了汗珠,讲话的逻辑有些凌乱。然而,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就是在那次讲座的现场,他的目光与坐在头排认真听讲的一位女生的目光,倏地碰撞在一起——海子的初恋开始了。

那位女生叫……我还是不说她的名字了吧。——替别人保守秘密是一种修养。但可以透露的是,那个女生有一双忽闪忽闪的大眼睛,个子不是很高,走路时双肩有点向上一拱一拱的。看得出,海子陷得很深。寂寞时,海子经常用手指在桌面上一遍一遍写她的名字。后来,我才知晓,那时海子写的许多诗,其实都是写给她的。

我在中国政法大学读书时,除了担任诗社社长兼《星尘》主编外,还是刊物《法官的摇篮》(也发表一定数量的文艺作品)主编。两个刊物需要大量稿件。我当时的宿舍跟校刊编辑部只有一墙之隔(准确地说,是一板之隔——同一座楼,楼道用纤维板隔开,一边是教工办公区,一边是学生宿舍区。——应该是七号楼吧。好久未回学校了,不知现在什么情形),海子为了投稿方便,就把纤维板隔离墙抠开一个洞。我们约定暗号——他在洞那边嘭嘭嘭敲三下,我在这边把稿子接过来。

海子当时写作用蘸水钢笔,字体是斜的,有点像雷锋的字体。刊物大样从打字社(那时用四通打字机打字排版)取回来,往往有的版面就会出现五六行或者七八行的空白。我就拿着大样去找海子,让他补白。海子经常是先翻翻外国诗选,找找灵感,就能很快提起蘸水钢笔唰唰把白补上。

1985年3月,第二期《星尘》第53页至55页发过海子一组情诗——《夏天的太阳》,小标题分别是:《主人》《你的手》《窗户》《渔人》《行路人》《日落》。海子对《主人》中开头几行洋洋得意——

我在鱼市上

寻找上弦月

我在月光下

经过小河流

你在婚礼上

使用红筷子

我在向阳坡

栽了两行竹

我当然知道,这一组情诗,他是写给谁的。一个字没动,原稿照发了。我还特意叮嘱编辑,每个小标题上下加横线处理,以示醒目。诗尾有两行作者简介:海子,男,安徽人,校刊编辑。曾在《滇池》等刊物发表过诗作。

当時四通打字机打不出“滇”字,我便用圆珠笔手写到蜡纸上,刻出了一个“滇”字。现在拿出那期刊物看看,有点不好意思——那个“滇”字写得太丑了。

实际上,海子当时仅在《草原》《十月》《滇池》发过几首诗,大部分诗作还是发在我们诗社的《星尘》上。海子后来的成名和巨大的影响,让我着实深感意外。

在我担任法律系团委宣传部长期间,团委刊物《共青团员》要出一期文学专刊,由诗社组稿(实际上就是由我来组稿主编)。我说,既然是文学专刊,那就起个专刊刊名吧——于是,就起了《蓝天与宝剑》。我当时好像正读一本苏联方面的小说,受捷尔仁斯基说过的一句话影响很深——那句话大意是“法律就是蓝天下出鞘的宝剑”。校党委副书记宋振国说:“这名字好!——既有正义感,又有艺术性。”

我当时激情澎湃,亲自撰写了刊首寄语。吴霖写了一组诗《在远方》,海子写了《我是太阳的儿子》等五首诗。还有郁红祥、张国森、葛庆学、王旗等同学的作品。由于海子这5首诗各自都是独立的主题,不能按组诗编发,只能每首单独发——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海子的名字就要在同一期刊物上出现5次。这样似乎不妥。我跟海子商量,能不能用不同的笔名,把这5首诗一次发出来。海子说,行啊!能发出来就行。

打字室那边催大样了,刊物出版流程不能再耽搁了。我便自行决定,除了查海生和海子之外,又给他起了另外三个笔名——“海生”“阿米子”“小楂”。

“海生”——这个简单,查海生三个字去掉一个字。“阿米子”——因为海子喜欢凡高,在诗中常称其瘦哥哥,我随手就给他起了这个外国名字。“小楂”——也没什么特别的寓意,只是当时我由查字联想到山楂树,就在查字前面加了木字旁。

事后,海子对这几个笔名也都很认可。

在那期《蓝天与宝剑》文学专号上——海子《我是太阳的儿子》,阿米子《雕塑》,查海生《渡神》,小楂《阿尔的太阳》,海生《新娘》等,其实都是海子一个人的作品。至于,“阿米尔”“小楂”“海生”等笔名,海子在别处用没用过,我就不得而知了。

海子似乎没有什么爱好,唯一的爱好可能就是喜欢逛书店。他多半逛的是西四书店或者三联书店。

一个周末,海子在那边猛砸纤维板墙——嘭嘭嘭!——嘭嘭嘭!我以为他又要投稿,可这次却不是。原来,他逛书店刚刚回来,却忘记带钥匙了,门打不开,进不了办公室。叫我过去,看看有什么办法。

我过去一看——好家伙!一捆书戳在门口,足有二十几本。有哲学书、有文学书。文学书好像有梭罗的《瓦尔登湖》、惠特曼的《草叶集》和泰戈尔的《飞鸟集》等,——其他一概想不起来了。

那蔚蓝色的门紧锁着,海子用硬纸片和铁丝折腾半天了,也没有弄开。我问他,上面的天窗能打开吗?他说不知道。我说,我个子高,肩着你,你爬上去试试看,如果能打开,就从天窗翻进去,从里面把门锁打开。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他照做了。果然,哗啦一下,门打开了。

满脸通红,汗水淋漓的海子,孩子一般乐了。他从桌子底下掏出一桶橙汁,为我倒上一杯,为自己倒上一杯。

我赶紧帮他把那捆书提进屋里,说,够读一年了吧!他说,有的书也可能压根儿就不看,但必须得买回来,否则心里闹得慌。他解开捆书的绳子,一本一本摆上书架。然后,坐到椅子上,举起那杯橙汁,一仰脖儿,咕嘟咕嘟!——干了。用手擦了擦嘴角,心满意足。

我也端起海子为我倒上的那杯橙汁,却没有喝。

你还好吗?问。

不好。他说。

怎么啦?我有些诧异。

但我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他说。我愣了一下,笑了。咕嘟咕嘟!也喝掉了那杯橙汁。——海子经常这样,说一些逻辑悖谬、出人意料的话。

1987年,我大学毕业后,就跟海子很少见面了。必须承认,我对海子的内心世界,还了解不多。我们的交往也仅局限于诗社活动及诗歌创作。毕竟,我的主要心思还是用在功课上。

海子在《我是太阳的儿子》里写道:“人,应该知道自己是什么,应该知道自己的河流和历史是浑浊而不是透明的,应该知道自己血管里流的是血。”也是在这篇文章中,海子继续写道,“成熟是不知不觉来到的。当我们似乎寂寞地过着日子,没有了任何依靠的心理,歪歪斜斜地上路的时候,我们突然沉默起来。”——海子,为什么要沉默?是看穿了生活的真相吗?

可是,生活的真相就是看起来如此,其实并非如此。

在世俗的眼里,海子至多是一枚青涩的果子,可能永远都不会成熟。然而,他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对人生的思考可能超越了许多人。

我们会不会在历史的细纹里消失呢?一定的。人生,是短暂的。其实,诗不在喧嚣中,而在寂寞里。寂寞,是我们熟悉的面孔。寂寞,众声喧嚣的尽头还是寂寞。青春更是如此。然而,诗并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生活?

海子说:“寂寞,可能就是我们渴望燃烧。寂寞,也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充分燃烧。让土地知道它是土地,让种子知道它是种子。”爱情也需要燃烧吗?當然。

可惜,海子的爱情注定是一场悲剧。海子的内心是相当孤独的。正因为孤独,所以他选择了诗歌。在我看来,与其说海子是有诗歌信仰的人,不如说他是选择了诗歌的方式来表达和倾诉的人。

时间,磨尽了悲伤和孤独之后,生命的光彩,便在他的诗中喷涌而出,而且是那么干净美好。

有的人生来伟大,有的人追求伟大,有的人被人硬说成了伟大。没有不朽的伟大,伟大是可以被颠覆的,所有的伟大到最后都化作了尘埃。当然,海子跟任何伟大都没有关系,但是,海子的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五月麦地》《日记》却传奇般地流传下来。诗歌,需要一个神。旧的神过气了,需要新的神取代。于是,信徒们便把海子推上了神的宝座。顶礼膜拜,欢呼不已。

然而,这一切跟海子还有关系吗?

我忽然想起卡夫卡说过的一段话:

你没有必要离开屋子,待在桌边听着就行。甚至听也不必去听,等着就行。甚至等也不必去等,只要保持着沉默和孤独就行。大千世界会主动走来,由你揭去面具。

可是,海子再也不可能揭去这个世界的面具了。

跟海子见的最后一面,应该是1988年秋天了。当时,我回学校去昌平校区看望一位老师。我记得,是在去昌平校区的班车上见到了海子。他当时很疲惫,眼神迷离,好像刚从西藏回来。我们坐在最后一排座位。他告诉我,他已不在校刊编辑部当编辑,而到哲学教研室教自然辩证法课了。

奇怪,我们当时的话题并没有聊到诗,而是别的什么(海子似乎谈到练气功的一些事情)。聊着聊着,话就寡淡了,渐渐就稀疏了,渐渐就没话了。我能感觉到,诗已经离我们远去。海子的心,已经被一种魔力占据了。诗,在那个时代,曾经是我们的梦。人生的痛苦在于——梦醒了,就无路可走了。

1989年春天的某日,从母校中国政法大学传来令人震惊的消息——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了。

我,半晌无语。泪流满面。

想起海子的两句诗:

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

悲痛时握不住一颗眼泪

责任编辑 师力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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