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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意象

时间:2018-09-14 分类:北京文学 来源: 北京文学2018年9期

朱鸿

我的母亲是俊秀的、白皙的,是进取的、劳苦的,是忍让的、慷慨的,是敏捷的、坚毅的,是喜悦的、仁慈的。

不过她也在春秋交替之间不知不觉地把对襟衣服换成了斜襟衣服,衣服上的花也没有了;渐渐地,她皱纹萌额,白发染鬓;终于疾病降临,更是残酷地扭曲她的肢体,扰乱她的语言。

我爱我的母亲。

小时候我就懂得保护母亲,也许我可以对母亲发火,然而我不允许任何人欺负我的母亲。

六七岁那年吧,我的叔叔蓦地寻隙挑衅,惹得邻居围观。他站在厨房的檐下,赖我母亲弄脏了井水,母亲便据理反驳。他恼羞成怒,竟抬脚踢我母亲。虽然足尖落空,但他的行为却震荡着我的整个身心。当时我站在母亲背后偏右的地方,这一幕完全看到了。我感觉自己仿佛一头小小的雄狮,泪水盈眶,紧盯着叔叔的手,所有的血液都推动着我,使我扑过去,咬断他的指头。发现我已经变形,他猝然收声敛焰,显然是害怕了。这天以后,叔叔再也不敢冒犯我的母亲了,他对我也辄示喜欢,并日益器重。

十二三岁那年,生产队近百社员在场里碾麦,真是热火朝天,可惜场长派烂活给我母亲干。我恨之入骨,遂堵住他,站在他面前指摘、叱骂。场长拿着木杈检查麦秸的厚薄,这儿抖一抖,那儿翻一翻,到处走动。他转到什么地方,我就跟到什么地方,总是站在他面前叱骂他、指摘他。我像一头小小的公牛似的,摇头甩尾,逼得场长发蔫。多年以后,有老师问我:“你就不怕场长戳你一木杈?”我说:“没有想!”

十五六岁那年,父亲和母亲有了芥蒂,经常争吵。父亲在工厂上班,虽然赚钱,不过我坚定地站在母亲一边,斟酌着如果他们离婚,我就随母亲。有一次,一言不合,父亲跟母亲就又闹开了。我放下作业,批评了父亲一顿,结论是:“我母亲逝世了,我要给她立一个碑子,不给你立。”父亲颇为尴尬,也很是无奈,遂佯装大度地说:“儿子爱他母亲是正常的。你这样,我也放心了。”

母亲更爱我。

小学就在村子里,生产队的孩子念书,几乎都是自己去,很少有家长送的。但我念书的第一天,上课的第一天,母亲却送我出门,出朱家巷,陪我走了半个村子,直到看见小学的屋舍,才让我自己去。母亲送我念书,此举固然平凡,不过我似乎获得了追求知识的永恒动力,想起来也十分温暖。

20世纪70年代,冬天甚冷,我的同学多冻伤了耳朵、手、脚和脸。然而我有母亲做的两件棉衣、两条棉裤、两双棉鞋,轮换着穿,并戴着可以保护耳朵的棉帽,戴着手套,从而避免了冻伤。

中学在韩家湾村,一天跑两趟或三趟,时间不确定,不过冬天总是有热饭。实际上锅早就凉了,是母亲隔一会儿就点火烧一次,才保证我放学回家,扔下书包,能吃热饭。

父亲从工厂带了一顶军帽给我,我兴奋至极,急于戴上它炫耀,可惜军帽大一圈,在头上晃来晃去的。母亲便改它,连夜垫一圈草绿色布以缩小。线细针密,毫无痕迹。不幸的是,看露天电影,甫感头上触动,军帽就飞了。我左顾右盼,见所有的五官都颇为平静,根本不知道谁是贼!

考大学,我一败二败,不过也越考越勇,志在必得。母亲支持我,除了不让家务使我分心以外,她还给了我辄有变化的一日三餐。我往韦曲的长安二中去补习,有时候会碰到她在田野锄草。她看我一眼,算是目送。她收回眼睛,埋头继续劳动。踏着乡间的小路,想象着大学之门,我信心更足。她以我托,每天早晨在窗口喊我起床。复习真是累极了,要不是母亲喊我,也许我每天都会从早晨睡到中午。

大学三年级,我身体不适,休学回家,以中药调理。母亲替我煎药,早晨半碗,晚上半碗。她是在下工以后,吃了饭,收拾了厨房,才至院子的一个墙角煎药。秋深霜重,夜气拂面。她一把一把地烧着麦秸,以保持平稳的文火。母亲垂着头,不过文火的闪烁还是照亮了她的疲惫和忧伤。此情此景,烙印在我的心上,到现在还有抓挠之感。

入职了,结婚了,本当自立,遗憾我仍为母亲添了麻烦。有一年,我不得不应付一场灾难,遂把不足两岁的女儿送母亲带。少陵原上浩瀚的秋风和凛冽的冬雪之中,满是她的愁绪,她一边经管着儿子的女儿,一边恐慌儿子的命运。

一天早晨,母亲正在下米熬粥,猝闻女儿尖叫。她猛然转身,只见女儿在案板上摸什么,竟把一杯开水灌进了棉衣的袖筒,灼得当然尖叫。母亲吓坏了,匆匆剪开袖筒,然而她不在村子找医生处理。她抱着我女儿,抄小路,走十数里,再乘车进城,把孩子送我,以求所谓高明的治疗。母亲的棉衣湿透了,背上热气直冒。她也很是内疚,怪自己疏忽,几乎要哭。

三十一岁是我坎坷以后新的跋涉的发轫,不胜艰辛和孤愤,遂不能从容回家。尽管西安和少陵原也不过相距30里,然而我未必会保证每月探望一次父亲和母亲。那时候,我已经零落成泥,资产为负了。命运坠入低谷,就得为翻身而战。不但不能经常回家,也不能经常报讯。

母亲不放心,便进城看我。我不清楚她是如何辗转乘车的,总之,她像一片白云一样忽然就出现在我的门口。又激动,又难过,几乎使我落泪。那时候还没有家装电话,更没有个人手机,不能预约以等她。有几次她到了小区,偏巧我不在,她便安安静静地坐在门外的楼梯上。获悉母亲在门外等待,我迅速回家,看到我,她的眉梢溢满了笑。她不知道我的感动和难过,不知道我想落泪。

父亲患脑溢血后遗症,母亲患脑血栓后遗症,手脚都不灵便,遂硬撑着生活。我也明白他们需要一个保姆,唯经济拮据,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忍,我也无法。一旦我缓过来,便立即雇了一个保姆。可惜一月之后,不告訴我,母亲就把保姆辞退了。我以为这个保姆不妥,又雇了一个。然而一月做满,她又辞退了。我打电话问:“咋辞退保姆呢?是不是嫌花钱呢?”母亲慢慢地说:“娃呀,雇保姆,你是为了我。我用保姆,你就把我害了。”“为什么?”“生活能行,用保姆干什么?不行了,再雇保姆吧!在村子里生活,不兴用保姆啊!”实际上母亲仍是觉得我经济紧张,不舍得让我雇保姆。

2014年秋冬之际,是我父亲逝世三年以后了,有一天,我和母亲聊天,无非是评姨姨,论姑姑,让母亲高兴而已。俄顷,她在房子里悠悠地转了一圈,似乎若有所思,渐渐抬起头,郑重地对我说:“娃呀,我要是不行咧,我就想走快一点!”我的心顿然沉了一下,没有应接,旋即岔开了。

母亲是神的女儿,尽悉自己的生命属于神,应该不会胡思乱想。我父亲临终之前,完全卧床,这是母亲看到了的。我以为,母亲所谓的想走快一点,当是指不要完全卧床的结局,也有不希望再加重我负担的考虑。我了解母亲,她非常自尊,即使万难也要自力,即使儿子反哺,她也存打扰儿子的歉意。

在人民公社的那些岁月,母亲是我家唯一的劳力。从1957年至1968年,她先后生有四个孩子,姐姐、我、妹妹、弟弟,都需要她抚养。我的祖父和祖母,已经不能在田间耕耘了,也需她照顾。关键是七个人的口粮,要靠母亲所挣的工分而取得。为了工分,她竭尽了所能。

父亲也是生活所赖的半壁江山,其以人民币供给我家所资。不过生产队有自己的规则,它以劳力及其所挣的工分断其所获。我父亲不算劳力,于是居住在少陵原的这七个人的生活,就主要靠母亲了。

只要闭上眼睛,我便看到母亲忙碌的样子。春天她扛着镢头打胡基、修梯田,没有一晌不是一副受饿之态。夏天割麦,没有一晌不是累得虚脱的神色。秋天她握锨浇地、抡镐砍苞谷、挖红苕,没有一晌不是服役之状。冬天拉着架子车施肥,没有一晌不是汗水淋漓,棉衣从里向外蒸发其汗的。

几乎是每天,母亲下工会小跑回家,利索地择菜、擀面,或做别的饭。她一勺一勺舀到碗里,一碗一碗地端给老老少少。终于姐姐长大了,我也长大了,可以给祖父祖母端饭了。母亲最后一个吃饭,接着洗碗洗锅。天黑了,星辰如洗,母亲坐在炕沿穿针引线,为公婆、子女和我的舅爷舅奶缝棉衣、缝棉裤、纳鞋底、纳袜底,不知道月驰中空,夜逼未央。晚上如厕,从偏厦出来,我总是看到母亲的影子映在正房东屋的窗纸上。

给我祖父祖母四季浣涤,顿顿馍面,这也罢了。难能可贵的是,祖父逝世以后,祖母半身不遂,她毅然承担了全程护理。白天所食,皆由母亲喂之,因为姐姐和我在上学,妹妹和弟弟尚幼,对母亲的夹辅只能是零星的。晚上她按时间抱起祖母,执盆溲溺。点灯、招呼、擦洗,难免会吵到我,在半睡半醒之中,我倍感母亲之累。每天晚上,她有两次助我祖母,从而保持了被褥干净,空气清爽,直至祖母安然殁矣。

有了农闲,母亲便往娘家去,看望自己的父亲和母亲。她做一笼花卷,再做几箩凉皮,分类放在竹篮里。她用纱布盖住,以防灰土落上。她把公婆和子女的生活安排妥当,再三嘱咐,便踏着乡间的小路,匆匆而去。她给我的舅爷舅奶整理房间,拆了被子,去污、晾干,再捶展,再缝了被子,拭窗掸壁,淘米炒菜,做了所有当做的活,又匆匆而返。母亲为大,她的三个弟弟、两个妹妹,无不由衷敬重她。她晚上很少在娘家待,因为公婆和子女不可须臾离开她。

母亲至娘家,我总是若有所失。黄昏披垂,我便在村口向乡间的小路远眺,希望迎接她,可惜她迟迟不归。终于月悬秦岭,星辰灿烂,母亲像一个漂移的点似的在白杨萧萧的小路上出现了。

小时候,姐姐、我、妹妹、弟弟,跟母亲在一起生活,因为父亲只有星期三才回少陵原。懵懵懂懂,打打闹闹,一个接一个地长大了。姐姐在人民公社的商店工作数年,便如期出嫁。1979年,我进了大学。妹妹机会难得,接班到了父亲的工厂。弟弟情绪起伏,无所适从,遂成我家之惑。1996年,我经大夫分析才弄懂,此乃疾病之端。

大约这个阶段,淡雅的梅花或菊花就从母亲的衣服上消失了。她开始改穿蓝的灰的一类单色衣服。她明朗的容光之中,也加入了忧郁的元素。然而母亲仍是刚强的,仍是非常能干的。

在我生于斯长于斯的朱家巷,在我少年隶属的生产队,谁有我母亲能干呢?

我家的自留地,不管是小麦还是谷子,母亲可以种得没有一棵草,疏密适度,整齐茁壮。凡是经过我家自留地的长者,多会驻足欣赏,连连赞叹。

过年以前,母亲会使我家庭院的里外和前后焕然一新。她把笤帚绑在一根长长的竹竿上,够着打扫房梁上、天花板上及房间里所有的尘埃,之后化白土于水盆里,一刷一刷地漫墙。所有的被子,她要洗一遍。她把被子搭在两树之间的绳子上,一经冬日阳光的照晒,盖起来真是又暖又香。她撕下旧窗纸,糊上新窗纸,并要对称地贴上窗花。

母亲还有杰出的表现,一般妇女是不具备的。房顶上生长青苔和瓦松很正常,不过繁茂了便要阻水,導致屋子漏雨,是应该拔掉的。母亲就借了梯子,从墙头爬至房顶,自高而低,仔细除草,并统统清扫一遍。看到别的小孩吃槐花麦饭,嘴馋也要吃,然而我家老的老,少的少,谁能钩槐花呢?母亲便爬上槐树,坐在树杈之间,钩下枝干,之后溜下槐树,捋了槐花,濯净拌面,以蒸麦饭。当时母亲不到35岁,显然就是一个英雄。

酸楚起于父亲的疾病,随之是我的灾难及其离婚,接着是我弟弟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接二连三的变故,沉重地摧残了母亲。她白发剧增,皱纹加深。然而生活是要继续的,天也不会绝路。

母亲左右求索,得到了神的启示,遂能凭着信仰行世。我以为她60岁以后的幸福,主要源于此。父亲留下了脑溢血后遗症,只能由母亲照料。虽然是不虞之祸,她也心平气和。给弟弟积极治疗,也应该是有希望的。1995年我又结婚了,它显然也是对弥漫在少陵原的一种悲哀气氛的反击与否定。妻子真爱婆婆,婆婆真爱妻子。我觉得惬快,视我命运的吉庆是给母亲的安慰。

此间,母亲有几次进城看我。我自幼喜欢吃她做的凉皮,母亲遂带凉皮来,并用瓶瓶罐罐装着自己炝的豆芽及其他佐料。在享受凉皮之际,我会问村子里的情况,随之慢慢转向问父亲、问弟弟,给母亲以鼓舞。见我平安,妻子平安,女儿也乖,她便轻松地说:“娃呀,你们都好,我就放心了。”便返少陵原,以照管我的父亲。

多年以后,只要想到母亲进城看我,我就为自己的一个疏忽深为遗憾,顿生隐痛。每次见母亲,不管在哪里,我都会给母亲一些零花钱。然而母亲进城看我,我竟有一次或两次忘了给母亲零花钱,让她空手归去。固然父亲有工资,固然母亲并未提出缺钱,不过,如果母亲钱不宽展,需要儿子的钱予以补贴日用呢?多年以后,当我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我就为让母亲空手归去而悔恨得想哭,我就想抽自己的耳光。

我对生活的重整,尤其以拼命翻身,多少让母亲释怀且高兴。她不能放心的是弟弟。春夏之交,弟弟不禁会有狂暴的举动。住院治疗,有药控制,遂还平静。出院回家,他服着服着便中断了药,于是狂暴就又爆发了。反复如此,母亲不得不携父亲离开少陵原,寓居于樊川或韦曲一带。母亲说:“把他交给神吧!”见我沉郁,她就说:“娃呀,不发愁,天哪里黑,在哪里歇!”

在我父亲得脑溢血后遗症九年以后,2000年的冬天,我接到一个电话称母亲感冒了。不可能!我想,一定是严重的疾病。

我火速奔赴少陵原,只见她躺在床上,已经处于昏迷状态。急忙住院,诊断为脑血栓。几天之后,恢复清醒。三个月之后,可以出院了,然而右腿和右手都不灵便,语言也疙疙瘩瘩的。不过她坚持祷告,笑迎日出和日落。

我不如母亲,暗忖我家沉疴三人,难免忧闷。那些年,我经常从梦中猝然惊醒,旋坐床上,一再想我弟弟吃什么饭,我父亲和母亲会不会摔倒,遂再也不能入眠。

母亲的伟大,是她能顺应惨绝的遭遇,不抱怨、不叹息,并能把一种内在的明亮和温暖投射到外在的形容上和声音里。她确实是黑暗世间难能可贵的一盏灯!

右腿坏了,不过步行是可以的,她就一高一低地赴市场买菜。右手坏了,她便用左手擀面、烙馍、洗衣服。她拿布条缠住刀片的一半,左手握之,以刀片的另一半切土豆、切萝卜、切白菜、切豆腐、切黄瓜、切肉。她用左手持铲炒菜,并用左手掌勺盛到碗里。

父亲仍由她照拂,屋子照旧干干净净、井井有条,甚至每一个用过的塑料袋也会绾结成团,放在一个纸盒里,以方便再用。

大约就是这些日子,我的逆境得以改变,遂给母亲雇了保姆。然而她一再辞退,认为自己能行。2010年秋天,父亲再犯脑溢血,乃至瘫痪,侍护起来甚为艰巨,她才同意我请保姆。

算一算,我母亲共照顾父亲20年,其中她以脑血栓后遗症之躯,照顾我父亲11年。2011年5月1日,我的父亲逝世了。

办完父亲的丧事,母亲便独立生活。此前,我已经接母亲进城了。她和我共住西安明德门小区,我妻子给她买菜,我也可以随时看她。我数征意见,要雇保姆给她,她无不干脆地说:“不要!娃呀,我能行。”见我默然,她补充说:“我不行了,你就雇。”我依了母亲,她便快乐的样子。

我父亲逝世三年以后,母亲衰颓明显。她移趾拖沓,扬眉拙滞,常常有所凝虑。母亲虽然没有多少学历,不过她是睿智的、通明的,生命感觉颇为敏锐。

在这一年,她有两次郑重交代,我以为它就是遗嘱了。秋冬之际的一个黄昏,她对我说:“娃呀,我要是不行咧,我就想走快一点!”

为了安全和容易操作,我买了电磁炉,以让母亲做饭烧水。烧水的壶,有一个弧形的柄,因为她左手之力有限,只能垂提,不能平端。她先提壶接水,再提壶放到电磁炉上,再提壶灌进保温瓶里。数年如此,并无大碍。不过有一天她笑着对我说:“不行咧,不行咧!一壶水提不起了。”

母亲的坦诚让我起敬,也让我伤感。母亲承认她不行了,就实实在在是不行了。我宽慰她说:“放心吧!现在给你请保姆。”她说:“请保姆吧!”

母亲在81岁的时候,以其之老,以其之恙,终于不能自己做饭烧水了。对此变故,我当谨记。

我便四处奔走,给母亲雇保姆。此事既是轻车熟路,又是无从把握的。中国的保姆让人生畏,令人失望。你可以交心,你难以得心。保姆是赚钱来的,这无大错,不过保姆来赚钱,是否会敬业,是否凭良知?总之,换了一个,又请一个,循环往复,计有五次。

2015年1月16日早晨,刚刚起床,我便接到保姆的电话,告我母亲情况有异。我一边打120,一边跑。三五分钟我便见到母亲,不过她已经昏迷。急救车随之而至,径送医学院。诊断为脑溢血,便直入重症监护室。

经过43天的治疗,一切都正常了,不过脑溢血后遗症严重至极:除了思维尚有,母亲彻底瘫痪,包括彻底失语。

大夫让母亲回家康复,我怕难保平安,便托朋友,让母亲进了另一个医学院,在所谓的干部病房过年,过农历十五。一切都稳定了,我才接母亲回家。

母亲躺在床上,头不能在枕上转,脚不能在空中抬,十指也没有一个可以动。母亲几乎变形了,生命仿佛演化成了一棵植物。

然而任何珍贵的植物也不会有灵魂寓于生命之中。

我的母亲是有灵魂的。她紧闭嘴唇,凄迷满目。我想,她一定是觉得自己成了一个拖累吧!母亲是要强的,她不愿意这样。

我对妻子说:“不管怎么样,我还有母亲。即使她不会答应,我也可以叫妈。如果母亲走了,就永远没有人可以让我叫妈了。”

为了振作和激发母亲,我说:“妈,现在要训练说话呢。你跟我读。”我便发音:一、二、三、四、五、六、七。母亲也随我发音:一、二、三、四、五、六、七。她舌頭僵硬,发音含糊。

我非常清楚,已经无法让母亲恢复说话的功能了,然而我想让母亲意识到我爱她,我需要她。我想让母亲明白,即使她躺在白色的护理床上,一动也不会动,她也仍有一个母亲的价值和尊严。

母亲很是幸运,临终之前的数月,竟碰到了一个天使般的保姆。母亲及母亲的房间一直是清洁的,连一个从新西兰来的护理专家也为之称赞。我以为此乃母亲的善报,是神的恩赐。

妻子、我姐姐和我妹妹,交替着跟母亲说话,保姆也跟母亲说话,目的是促进交流,可惜她不应答、不理睬。她面向天花板,望着虚无,没有任何表情。

我必须唤醒母亲对生活的关注和热情,否则她的虚弱会加速的。我搬来一个方凳,挨近母亲坐下,讲我小时候所经历的她的故事。我讲她掐生产队的苜蓿,讲她用架子车拉小麦磨面,讲她买猪、养猪和卖猪,讲她肩上搭着毛巾,一边擦汗,一边拌搅团,讲她腊月的黄昏在荒地里碰到了一匹狼,讲她把我绑在后院的槐树上打我、教训我。我唯一不能告诉她的是,我可怜的弟弟已经不在了。

母亲嘴唇嚅动,咽喉里也有了声响,显然百感交集,要表达什么意思。可惜她主侧大脑半球受损,完全失语了,遂在脸上涌满了哀戚。

保姆夸我,我妻子扫视一周,对我点了点头。我姐姐和我妹妹颇为嫉妒地站起来,拉了拉母亲的枕巾,又抚了抚床单的皱痕。

母亲躺在床上生活着,我不知道她是否懂得春去矣,秋也去矣!

2016年11月8日上午,我母亲走了。

责任编辑 张颐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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