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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落下的人生:刘小玲的死结

时间:2018-11-23 分类:三联生活周刊

王珊

刘小玲生活过的地方,已经很难寻找到她曾经生活的踪迹

幼儿园门口的行凶

没有人知道刘小玲(谐音)是何时藏身在人群中的。

新世纪幼儿园位于巴南区的老城区,南边对着巴南区的主要道路巴县大道,北边则是临河的步行街,一条坡度舒缓的小坝子从北向南延伸到幼儿园门口。幼儿园建设于1998年,没有户外活动空间。平时,每天早上9点10分左右,幼儿园的小朋友在进园前会在这里做操。170多名孩童两三个人一排沿着坝子一路排下去,队伍浩浩荡荡地能延展到步行街,加上两边围观的家长,这是个热闹的地方。

10月26日,刘小玲可能躲在送小朋友的家长群里,也或许是在紧挨着幼儿园的社区小广场打麻将的人群中。小广场与幼儿园大门就隔着那条坝子。9点半做完操,小朋友们在老师的带领下依次迈进幼儿园的大铁门,小班在前,后面依次是中班和大班。

等到中(1)班刚进去,刘小玲突然闯到了中(2)班的班级里,速度快到甚至没有人看清她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她穿着一件显眼的红色的外套,斜挎着个包包,只是一瞬间的工夫,在四五十秒的時间内,她连续砍杀了14个孩子。他们中,最小的只有3岁,最大的4岁9个月。一个现场的目击者告诉本刊记者,刘小玲身高一米六左右,行凶时她双手握着菜刀把,低头冲着只到她腰间的小娃一下又一下,“像砍白菜一样”。

事后,流传出来的政府的内部通报称,刘小玲曾遭遇过交通事故,之后长期上访寻求补偿,此次砍杀事件,是试图引起关注。刘小玲显然是有计划的。从她曾经居住过的石洋街大江厂附近到新世纪幼儿园有一公里多的距离,在这个区域里,有一家中学、一所小学、几家幼儿园,这些都有着栅栏,只有新世纪幼儿园一家会在固定的时间段全体在外面活动。网上流传的视频中,被制服后,刘小玲大声嘟囔着:“政府对我不公,我要报复。”

砍杀发生时,李静(化名)的母亲刚刚走回家里。女儿女婿都在外面打工,她负责带外孙。她家距离幼儿园只有1000多米,腿脚慢的人,要走个十来分钟,以前她都是要看完外孙做完操才会回去。那天她正好有些事情,就提前走了。当她拿了东西下楼办事时,就听到周边都在说新世纪幼儿园门前出事了。她一下慌了,直接往县医院冲去。她跑到护士台,医院里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她逮住一个护士问,“有没有一个叫欣欣的小孩子?”护士告诉她在抢救室。

她冲了过去,看到有三个小朋友躺在病床上,医生在给他们处理伤口。外孙欣欣眼睛半睁着,看向天花板,肩膀上全是血,外婆在外面喊她,她不哭也不闹,一点反应也没有。医生剪开欣欣的衣服,外婆看到了伤口,有6厘米长,锁骨被砍断了。外婆一下子哭了出来,这个时候,欣欣才回了神,叫了一声“外婆”。“幸好伤在锁骨上,要是伤在脸上,一个女孩子家长大后怎么生活。”几天过后,李静多少觉得有些庆幸,但还是忍不住冒冷汗,“要是再砍偏一点,我的孩子可能当场就死了。”

事发幼儿园已经暂时关闭

徐平(化名)的孩子豆豆的伤势更为严重一些,他直接被转到了20公里外的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刘小玲挥刀砍向了豆豆,导致他面部神经受伤,伤口从脑袋侧面一直延伸到下颚处,有3厘米深。医生先是给豆豆进行输血,后来又打了强心针,但孩子还是没有什么反应。他告诉徐平要马上进行手术,并说“会尽力而为,但家长要做好准备”。徐平什么都听不进去,他只能不停地点头,“我只想让孩子活下来”。手术从上午10点半开始一直进行到下午5点多。徐平就在外面等了7个多小时。徐平告诉本刊记者,与豆豆一起被推进手术室的,还有一个孩子,眼睛都被砍“爆”了。

20多年前的交通事故

李牧名(化名)是在看了政府的内部通报后,才想起刘小玲这个人的。她是老工友刘心树的女儿。在他的印象里,1991年曾因车祸断了四根手指头。出车祸后,李牧名就几乎没见过刘小玲,他无法将新世纪幼儿园门口那个穿着红衣服、烫着头发的中年行凶者跟刘小玲联系起来。在他残存的记忆里,她还是那个十一二岁的女娃娃。倒是她的父亲刘心树,他是印象颇为深刻的。

刘心树跟李牧名都曾是红山铸造厂(以下简称“红山厂”)的职工。红山厂是重庆“三线建设”时期工业建设的典型代表之一,这是为应对紧张的国际局势推进的国家军工厂建设计划。“三线”是一个地理概念,区别于沿海的一线和二线的中部地区,指的是西部纵深地带。从1964年到1980年间,三线建设共投入2000多亿元,涉及13个省和自治区。届时,几百万的工人、干部、家属和解放军官兵从各自的家乡出发,到达了西部山区。

红山厂始建于1966年,全面投产是在1970年。李牧名作为骨干力量参与了早期的建设,刘心树则是红山厂运行前李牧名负责招的第一批工人。李牧名记得他是退伍军人,政府优先推荐,又有文化,“字写得很是漂亮”。“当时红山厂面向重庆忠县招工1000人,高中文化的只有3人。进厂后,厂里的宣传标语都是他写的。”

李牧名告诉本刊记者,有文化的刘心树一进厂就被分进了供销科。这是个好岗位,既不用去车间出苦力、接触有毒化学品,又掌控着厂内物品的发放。但刘心树并不是个好接触的人。一个厂内的老职工告诉本刊,刘心树自认为文化高,看不起人,“路上遇到了,他从来不跟大家打招呼,你主动喊他,他也板着个脸”。

进入红山厂对于刘心树全家来说是一次命运的改变。刘心树的老家在农村,进入厂子意味着他获得了城市户口,如果工龄到了年限,他的妻子和儿女的户口也可以转到厂子里,儿女享受免费入学和毕业进厂工作的福利。这些日常生活中的细枝末节,并不足以让厂内几千人认识刘心树。他全面被知晓,还是因为女儿刘小玲遭遇的事故。

刘晓玲的父亲刘心树是红山厂的老职工,老厂区宿舍位于巴南区,不少人都记得他

红山厂位于重庆南川区的深山里,所以逢年过节,厂内都会组织厂内的工人以及家属出去玩,重庆话则叫“耍”。出门开的是厂里运货的大货车,所有人站在车厢里很是热闹。一次出行中,刘小玲也在车上,意外就在此时发生了——厂里的货车沿着马路下坡,一辆公交车相对行驶。“两车错车的过程中,刘心树女子的手夹在了中间,一只手除了大拇指外,其他四根手指全没了,肩胛骨也骨折了。”李牧名告诉本刊记者。

那时,刘小玲只有12岁。已经是保安科副科长的李牧名作为代表参与了这件事情的调解。他记得,那时红山厂、公交公司、公安局都派了代表,跟刘心树商量这个事情,几家还联合起草了一个赔偿协议,约定了一个赔偿金额,如今年近80岁的李牧名有些记不清具体的数字了。

一个跟刘心树相熟的工友说,这个金额大概是6000元。那时,一个工人每月的工资是30元,相当于17年的工资。刘心树并不同意。“他想让厂里解决他女儿的工作,但劉小玲手指没了,不好安排工作,厂里也觉得她是个麻烦,不同意。”李牧名说,刘心树最终没有在协议上签字。“后来,再派人去跟他协商,他要么不理,要么就躲出去。”

刘心树的选择并不难理解,女儿残疾了,日后的安排确实需要考虑。“他这个人也倔,认为厂里的处置办法并不合理,必须要给个说法。”跟刘心树一起从忠县来的老乡吴丽霞(化名)告诉本刊。工厂解决不了,刘心树就采取了一种自己的方式,他先是给市里、省里、中央写信,在没有回复后,他就去上访,也是一层层地跑过去,“北京都去了”。

一个工友告诉本刊记者,从刘心树开始上访,他就没有看到过刘小玲,估计是被父亲带着去了,“她断掉的四根手指头是他的证据嘛”。李牧名记得,有时刘心树会从外面带回一张盖着上级印章的纸交给厂里,上面写着“责成处理”等类似的字样。

不断的上访愈发激化了刘心树和工厂领导之间的矛盾。纸条带回来后,厂里就派人去跟刘心树做工作,劝他“做事不能太绝,毕竟工厂解决了一家人的户口,还做了安置”,双方又开始协商,但总是达不成一致。几次三番后,厂里承接着上面的压力,对他也有了意见,将他从供销科调到了101车间,开始干出力气的活儿。

寻求说法的刘心树依然坚持上访,军人出身的他认死理,又相信组织的力量,他希望上头能够直接给工厂下命令,解决他女儿的赔偿问题,这彻底惹怒了厂里的领导。原本,厂里给干有害工种的工人会发一些罐头、花生之类的补给品,刘心树没有。后来,见他不来上班,又停了他的工资。“长年累月看不见他人,在我看来跟被开除了没有两样。”李牧名说。

生活来源没了,家里的生计只能靠妻子在厂里干点零活来维持。吴丽霞说,刘心树老婆做的是筛砂子的活儿,砂子扬起来灰头土脸地一身,一天赚个一块多钱的样子,没有人愿意干,“日子过得很辛苦”。此时,他并不知道,更大的打击即将到来了,他曾经引以为豪的城市户口也即将失去了。

刘晓玲的父亲刘心树是红山厂的老职工,老厂区宿舍位于巴南区,不少人都记得他

被湮没的人

沉寂已久的石洋街因为刘小玲的事情再一次热闹起来。这里是红山厂从南川搬迁下来的建成的职工家属区,建成于上世纪90年代初。从80年代开始,三线企业开始失去了其原来的作用,军工品不能生产,民用产品又滞销,多数三线企业陷入困境,红山厂也不例外。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国家制定了“调整改造,发挥作用”的方针,决定将三线企业迁回城区。

红山厂对应的迁移区域就是巴南区石洋街。为了安置这些工人,工厂决定集资建房,“购房者必须要先花800元购买集资建房的资格,钱是从工资里扣的。交房时要再付一万多元的房款”。刘心树没有收入,也交不起钱,第一步就失去了集资的资格。

从1993年开始,红山厂开始分批次搬往巴南区,刘心树也跟着厂子下来了,没有房子他就租住在厂子附近的地下室里。他的生活重心依然是上访。但问题已经变得复杂多了。红山厂搬迁下来后,与双溪厂、庆岩等机械厂等9家企业合并进重庆大江总厂,企业法人也被注销了。

寻求说法变得更没有着落。很容易想象刘心树被这个时代“抛弃”所引发的失落,原来不如自己的人都住上了楼房,而他除了困顿以及一个残疾的女儿之外,什么都没有。他不是没有过其他打算。他的老乡吴丽霞记得有一次,刘心树跟她提起后悔将孩子和老婆的户口转过来,“土地被收走了,想回去也没办法过日子”。

刘心树反映的问题也越来越多,除了女儿出事的赔偿外,他被欠的工资、他没有解决的住房,他将所有的不幸都归结在了交通事故上。面对现实的极度失落,使得他似乎更加一厢情愿地进驻到想象的世界里,一次次强化了外界对他的不公。相识的人慢慢发现,刘心树的精神状态有了很大的变化,他变得容易激动,“动不动就嚷着要杀人”。后来,生活实在支撑不住,他就带着一家人回了农村老家。10年前在老家郁郁而终。

刘小玲就在这种没有着落的生活里悄无声息地长大了。人们只会在想到她父亲上访的事情时才会提起她,“都是因为她才上访的。她少四根手指头”。没人晓得她儿童与少年时代的状况,以及她是怎样面对残疾带来的嘲笑、歧视;也没人知道她在目睹父亲上访失败后心理有什么的变化。她一直没有结婚,就像一个附属品,湮没在她父亲的不断增长的落寞和崩溃中。

刘晓玲的父亲刘心树是红山厂的老职工,老厂区宿舍位于巴南区,不少人都记得他

20多年后,石洋街已经不见往日红火生活气息的样子。马路上的榕树黑乎乎的须子垂落到地面,更加突显了小区在时代潮流下的局促和停滞。家属楼是老式的水泥楼梯,上面坑坑洼洼的;墙皮也脱落了,上面的灰尘和蜘蛛网成为时间在此留下的印记。整个区域内能见到的只有上了岁数聚在一起打牌的老人。年轻人多已经离开了这里,他们或出去打工,或去了其他区域安家。在重庆迅速发展的潮流中,原本在上世纪红火一时的大江厂迅速没落,厂里的工人或买断工龄,去私企打工,或将就凑合,拿着一份紧张巴巴的工资熬到退休。

但即使如此,对于刘小玲来说,他们的生活依旧是她艳羡的。毕竟他们有着一份安稳的生活。父亲去世,刘小玲的踪迹在石洋街更加找寻不见了。跟她父亲要好的一个工友说,她开始为自己的事情上访。据官方内部通报,2010年,重庆官方牵头,一次性给她25万元的车祸补偿,并签订停止上访保证书,但她近年再度上访。上述工友最后见她是在4年前,她来重庆上访,居住在她石洋街的家里,“她跟她父亲一样,性格有些偏激,劝也劝不通”。

被扰乱的生活

受伤幼儿园孩子的家长徐平从未想过自己会跟刘小玲发生交集,他们两个一个住在巴南房价上升最快的万达广场附近,一个则曾生活在日益衰败的石洋街工厂区。没人会想到,刘小玲这个20多年前交通事故的受害者,能将怨恨积聚到今天,并最终发泄在14个素不相识的孩子身上。

不断地有朋友打电话过来求证和询问徐平的儿子是否受伤了,徐平一律不敢回应他们。他也不敢看网上流传的视频,“视频里那个穿着灰色衣服、一脸是血的小孩就是我的孩子豆豆”。徐平停顿了好一会,声音都有些发抖。“这就是恐怖袭击呀。身为一个重庆人,我一直很自豪,觉得重庆人整体素质都很高,我从来没想到在一个主城区的核心地段,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徐平站在医院楼下,焦虑而又迷惘。出事之后,政府将他们安排在医院治疗,每个孩子有单独的病房,还指派了心理医生。就连病房门口,也有特勤日夜轮岗守护。

徐平今年28岁,算是巴南发展起来以后的新一代年轻人。他的父母都是巴南乡下的,20年前父母将他放在乡下,两人一起出去打工,干的都是建筑工地的辛苦活儿,最终才在巴南区的老城区落下了脚。徐平是在初中后才到父母身边跟他们一起生活的,他自称是典型意义上的留守儿童,“一到两年才能见上父母一面”。前几年,徐平在父母事业的基础上组建了一家装修公司,事业上也有了不少起色。2014年,他的孩子豆豆出生,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来陪他,希望缺失的东西都弥补在孩子身上。

儿子从小就脾气暴躁,又有主见。徐平举例说,如果豆豆看中了一个坦克车,你不给他买,他就会一直念叨着那个玩具,“哪怕是过了一二十天,他还是坚持要坦克车,你给其他玩具都不行”。徐平告诉本刊记者,穿衣服也是这样,每天妻子会在儿子的床头放好衣服,但他从来都是自己打开衣柜对着镜子一件一件看。为了磨炼孩子的性格,徐平就利用寒暑假以及法定节假日带他去旅行。他们一起去过西北看敦煌石窟,还走过青藏高原,“十一”的时候还去了广西一带。“豆豆明显性格温顺了很多”。

豆豆出事后,徐平几个晚上都没有合眼。他看着躺在床上的儿子,豆豆睡着时,手紧紧抓着床边的护栏,脑袋不停地在摆着,徐平又不忍心叫醒他。但到了白天,儿子就默默坐在一边玩玩具,不搭理他和妻子。有时候朋友亲戚来探望,聊到几句幼儿园的事情,豆豆就会情绪激动,哭着打着让所有人出去。

从出事后心理医生还没有跟这个孩子聊过一句话,他只是每天到豆豆的病房里面转上一圈,让他熟悉自己的存在,“心理医生说起码要这么晃上半个月才敢跟孩子搭话”。总是不说话,徐平担心儿子心理会出问题。“这样主见很强的一个孩子,他认为一个事情是什么样就会一直坚持。我怕他日后接受不了自己,心理会扭曲。”

徐平和家人的生活也完全被扰乱了。父母身体都不好,相继病了。妻子则沉浸在不停的自责中。她是新世纪幼儿园的老师,事情发生时,她正带着班里的孩子进幼儿园。她所带的班级与被砍伤的班级是紧挨在一起的。刘小玲出现时,她迅速将班里的小朋友带回教室锁了起來,才回到现场找自己的儿子。那时,他已经被砍了,整个人愣在那里,也不哭。妻子哭着跟徐平说:“我确实保护了别人的小孩,但是我没想到自己的小孩会受到这么大的伤害。”徐平说,出事后妻子整个人都恍恍惚惚的,他也不敢问她什么,更不敢让她一个人出去。

见到徐平的时候,他刚刚失去了一个大单子。协议原本是出事前谈下来的,要装修一个2000平方米的样板房,对方已经付了他3万元的定金。徐平算过一笔账,如果按照每平方米赚150元钱,这个单子下来他就能得30万元。但昨天,对方觉得他家出事后他可能情绪不好,干活会有心理负担,就跟他解了约,将活转给了别人。他手头上原本还有四五家婚房的装修,对方觉得晦气,也退了单。

“你不知道我当时有多气愤,路上遇到一棵树,我都想砍下去。”徐平告诉本刊记者,“我们这个生意靠的就是诚信和人际关系,等我处理完事情,我原来的合作伙伴都有了新的合作对象,我到时候跟谁做生意?这件事毁了我的孩子,也毁了我的事业。”

一位家长有一个问题一直想不明白。他记得,去年重庆市曾经开展过幼儿园的整顿工作,关闭了不少不符合条件的幼儿园。当时有的幼儿园还合并到了新世纪幼儿园,“我朋友说新世纪幼儿园没有室外活动空间,也是不合格的。那当时整顿时,怎么不说不合格呀!”

徐平也曾想过送孩子去公立幼儿园,但巴南区2017年的数据显示,该区共有幼儿园212所,公办的只有44所,其中包括附设园37所,集体办5所,这意味着,42所是为了满足幼儿园对应单位需要的,只有两所,徐平家符合报名的需求。这两所幼儿园,一家距离徐平家13公里,一家有四五公里。等去报名的时候,对方回复徐平,早就人满了。一组数据显示,在2015年,重庆市在园幼儿91万余人,其中在公办幼儿园幼儿只有33万人,占36.6%。

在这样一个优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徐平只能退而求其次。他将孩子的起跑线推到了小学。他在巴南最活跃的商区买了一套学区房,有着对应的小学和中学,小学出家门走个50米就能到,中学也只需过个斑马线。“据说,学校的建设投资了两个多亿。”徐平告诉本刊。选择新世纪幼儿园的理由很简单,距离自己的门面近,方便照看。

有一天,李静在病房里看着女儿欣欣坐在床上玩积木。从出事后,欣欣就不爱说话,也不大讲理。李静提到一次,女儿上完厕所后,怎么都不愿意提裤子。李静往上提,女儿则用受伤的这边手使劲抓着裤腰的位置往下退,李静怕伤着她,眼泪不断地往下流。但这一天,欣欣突然转过头问她:“妈妈你有刀吗?”心理医生告诉李静这是受刺激后的正常反应,并建议她慢慢跟女儿谈一谈。

“欣欣,能不能告诉妈妈那天发生了什么呀?”李静试探性地问女儿。

“妈妈,一个疯子拿刀砍我。”女儿半天才说话,她又反问了李静一句,“妈妈,什么能够比刀厉害?”

“我们不需要刀,我们有警察叔叔,他们有枪会保护我们。”李静抱抱女儿,想赶快结束这个话题。隔了一会,女儿递给她一把积木拼出的手枪。过了两天,欣欣又拼了一个三四十厘米长的长枪递给了心理医生。

(实习生阚纯裕对本文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