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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新客的南洋创业之路

时间:2018-07-29 分类:凤凰周刊 来源: 凤凰周刊2016年12期

李克难

印尼华人老板翁其炳听到中国公民杨永强在印尼身亡的消息时,唏嘘不已。

近年来,到印尼开矿的中国商人要么铩羽而归,要么困守他乡。杨永强身为其中之一,在资金链断裂后只得到处躲债。今年1月17日,杨永强的尸体在自家后院被找到。被发现时,他的爱犬一直在尸体被埋的地方扒土。他的女儿哭诉说,是那些债主害死了父亲。

明清时代开始,南洋便是中国闽粤一带人挣脱贫困、改变命运的出口。一代代人乘着舢板,跨越浩浩南海,来到印尼群岛,逐渐形成数百万的人口规模。即使是三十年前,印尼还是中国人向往的富裕之地,但如今,中国与印尼的位置已经悄然反转——印尼不再是闽粤人找活路的地方,而成为中国人找钱路的地方。

“穷得只剩胆”的福清人

对翁其炳这样的福清人来说,对印尼的情愫是潜移默化的。

南洋华侨,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大陆,还是一个耀眼的词汇。翁其炳记得,自己的南洋亲戚带回老家的喇叭裤、手表、缝纫机、电子计算器等等,都让乡亲们惊叹不已。1976年,一个南洋亲戚带回一台20寸彩电,那时家里连电都没有。福建各地均以家里有位南洋亲戚为荣。

“那会儿看到从南洋寄回来的照片,哇塞,家家都有小汽车。亲戚只是开布店的,也买了车。在中国,只有县领导才有。那时候国内只有大酒店才贴瓷砖,在印尼却已经很普及了。就连印尼的卫生间都比我们的厨房漂亮。怎能不让人羡慕呢?”

人多地少的福清市是福建省福州市辖的县级市,如今是中国的著名侨乡,据说旅居海外的华侨和新移民有近90万人,遍布世界120个国家和地区。然而在70年代,这里是个“穷得只剩胆”的地方。改革开放后,福清人千方百计往外跑,谋求生路。“80年代主要往全国各地跑;到了90年代,就开始冲出国门、走向世界。”翁其炳说。

从福清走出的华人,在印尼早已声名鹊起。祖籍福清的印尼华人林文镜与林绍良掌握的“林氏集团”,是苏哈托时代最大的财团。80年代,两人开始在福清投资建酒店、修公路,还将台湾、香港等地的投资者引入福清,将海外先进的理念带入家乡,继而带动起福清地区的经济发展。

如今,随着印尼向中国放开签证政策,从中国任何地方前往印尼不再是难事。但90年代的福清人想要去苏哈托时代的印尼,却面临着诸多阻碍。据翁其炳回忆,当年很多人通过各种渠道“变通”进入印尼后,平日都不敢出门,只得抓紧学语言,生怕被认出是中国人。尔后,其中的一些人从给人帮活开始,到开五金店,再到开办工厂,渐渐做大。林绍良早年靠丁香生意起家,后经营面粉厂、水泥厂等生意,并涉足地产和金融业。

到翁其炳远走印尼之时,已是印尼民主改革之后的梅加瓦蒂时代。随着排华政策的终止与两国关系正常化,到印尼投资的中国人不断增多。“以前是印尼华侨到我们那里投资,现在轮到我们去印尼投资了。”

像翁其炳一样在2000年前后赴印尼的中国人,不再是走投无路时投奔南洋的逃家,而是怀揣资金去南洋创业的新客。不过,他们面临的也是与前辈们不同的难题。

亲身体验“雾锁南洋”

翁其炳刚到印尼时,印尼经济正处于金融危机后的恢复期。很多人发现,印尼市场供应不足,市面上的日本产品比中国产品昂贵很多,因而觉得中国产品有着很大的市场。最开始,翁其炳与朋友一起做起了外贸生意。“周围很多朋友开始倒腾电器,我就选择做广告材料。由于这些轻工业产品在印尼根本没有生产基地,因此本地生产成本比想象中贵得多。”而据翁其炳回忆,即便有中国产品在印尼走俏,过一段时间后,由于质量较差,很多消费者转而继续使用日本产品。

不久后,随着印尼经济的逐步恢复,建筑行业开始兴旺起来,建设用钢筋需求量也不断增加。翁其炳听说钢铁能赚钱,便与很多老乡开始投资钢铁。印尼虽有丰富的煤炭,却没有炼钢所用的炼焦煤。于是,很多福清人通过回收废旧钢铁来获得原料,用小型电炉进行冶炼。“当时有人通过中国式废品回收站来回收,有人则委托一些地方小官甚至宗教人士搜集工厂尾料。”一时间,福清人建立起了20多间钢铁厂,参股的达到100多人。

“当时的一个致命问题是,看别人做什么赚了钱,大家就都去做,一拥而上。但这里的消费量、市场是有限的。本地生产也遭遇中国进口的冲击,结果很多生意成了中国人打中国人。”回忆起那段日子,翁其炳不禁苦笑。

2010年后,随着钢铁市场价格的几起几落,在印尼生产钢铁的利润空间逐渐缩小,很多中国商人开始转而投资印尼矿产。但2014年印尼原矿出口禁令的颁布,让很多矿主被套牢,部分投资者血本无归,或者就此转行,“卖燕窝、开餐馆,从当大老板变成做小生意”。

翁其炳庆幸自己没有涉及矿产,而是投资水泥,躲过了可能遭遇的损失。“我们小时候看过一个电视剧叫《雾锁南洋》,这会儿真是‘雾锁南洋啊。”

尽管福清人在印尼历史悠久、根基深厚,福清帮的说法也早已声名远播,但在印尼的福清人之间并没有出现代代提携的景象。“福清人有句话说‘福清人亲不过三代,老一辈福清人在苏哈托时代成长起来,很多人连中文也不会讲了。前些年看着从大陆来的穷亲戚,还担心会被缠上借钱。现在尽管没有这样的意识了,但几代过去后,能交流的话题越来越少,也渐渐疏远了。”翁其炳说。

在印尼的福清同乡会里,有很多老一辈的成功人士,但这些人大部分生活得都很安逸,事业也早有人帮忙打点。“与我这样还在第一线奋斗的创业者不一样,他们有自己的圈子。”翁其炳说,反而一些新到印尼的中国人建成的交流群组更有吸引力,比如最近很活跃的印尼中华俱乐部,“平时大家会相互交流,还会举办相亲会之类的活动”。

难搞定的政府

翁其炳觉得,在印尼办企业和在中国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企业能从政府那里得到很多扶持,但印尼政府表面上说欢迎外国企业投资,实际过程却不会得到实质性的帮助。

“过去在中国办手续,几天就能办完,这里却很难。去年年底印尼政府说要简化投资手续,说3小时就能取得8种许可证,但实际上他们设置了很多前提,比如要求企业有多大规模、投资达到多少,这些都不是我们普通的创业者能达到的。”

对于像翁其炳这样的中小企业华人创业者来说,最多的抱怨仍集中在政府身上。

近几年翁其炳开始投资水泥厂,建厂前需要环保部门的环评许可,翁其炳从印尼相关部门获知,自己不能直接申请,要通过代理去办。于是他只好委托一个代理,但那人做事十分拖拉,加之要找的部门也多,耽误了很多时间。最后初步的认定有了,但由于工厂部分原料需要进口,印尼国内又对相关产品有进口配额,需要正式环保批文才能办。“最后生生卡在了环评批文那里,来来回回折腾了一年多,工厂才得以投产。”

翁其炳告诉《凤凰周刊》记者,他所经营的水泥粉磨站可消耗工业垃圾、钢渣与煤灰等材料,这样的产业在中国国内属于政府支持的环保项目,会享受补税优惠,但在印尼则相反,“除了从事这个产业要单独办证,消耗各种工业垃圾也得办证,同时还要收取相关环保费用”。

不仅如此,印尼地方政府不仅不会为投资者提供便利,个中腐败更是普遍,连一个小小的村长也不例外。“只要在一个村子办厂,村长就跟遇上了摇钱树一样,开始向你伸手要项目,工人要通过他们带进来,原材料由他们提供,销售也通过他们倒一把。如果要避开这些麻烦,只能给他们一些钱。虽然他们的胃口不算大,但会常来‘拜访。”

另一个问题是土地。在印尼土地虽是私有,但经常碰到同一片土地有几个地主,土地证有几本,从而引发争议。遇到这样的情况,政府也是模棱两可,外国企业面对地方势力只有花钱搞定。

最让翁其炳哭笑不得的,是印尼的执法部门。

“一次我朋友家丢了钱,报警后,警察不去追查钱到哪里去了,净问些没用的,后来更是三天两头来找,车费油费还得你出。一下子,办案费用花去好几万,他说算了,撤案吧,警察却说‘对不起,这不是你想撤就能撤的,于是办撤案手续又花了一笔钱。最后一算,办案的钱比丢的钱还多。”

中国人常说,改变不了大环境,就改变小环境。但在翁其炳看来,在印尼想改变所谓的“小环境”也很难。在印尼,政商可以互相利用,商人有时能通过议员解决一些问题,议员也可能找商人帮忙,但最终,想在此真正建立长期且稳定的关系仍然很难。印尼的政体决定了其权力结构的碎片化,像我们这样新创业者想做到政商之间能够“称兄道弟”的其实很难。

“在印尼,不可能找到一个大领导,就能把所有事摆平。从村长到县长,再到省长都是竞选上去的,相互之间不买账是常态。”翁其炳开始发表经验之谈,“印尼这个国家是民主,但太民主了我看也对经济发展不利。比如修一条路,本来是国家重点工程,应该要服从,但就是没法拿下地来。印尼的高速公路从70年代就开始修,现在才两千多公里;中国从80年代才开始修,已经十万公里了。”

别拿中国做想象

翁其炳一家有四个孩子,大儿子在印尼长大,早就融入了当地,另外三个孩子在中国,家里人正为以后在哪里定居而发愁。看到中国的发展形势,翁其炳的太太更倾向于让孩子们在中国接受教育。然而,尽管对印尼有各种各样的抱怨,翁其炳却更希望待在印尼。“在印尼的前几年,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白养我都不想待,但几年以后就会喜欢这里。”

在他看来,身边很多华人都有类似的想法,原因在于在这里的生活实在安逸。“这里的华人没有做苦力的。我们出行有司机,家里有佣人,就连换灯泡都不用自己动手。不要看有些华人开的小店很破,但他们或许都住着别墅呢。我身边有一些华人把小孩送去欧美念书,但毕业后他们很多人都回到印尼。”

此外,印尼本地人大多善良,性格温和,也比较服从管理,很少会看到有人在街上吵架。不过,一些印尼人也比较善变,不太有诚信。和许多东南亚国家的人民类似,印尼人没有中国人那种积累财富的思想,也没有勤奋刻苦的精神,今天的工钱今天吃,明天没饭吃再找老板借,有余钱就休息几天。建一个工厂,中国人只要设备到位便开工生产,而印尼人则要等厂房建完才会开工。

不过,在翁其炳看来,印尼人的这种悠闲、容易满足的生活态度也在影响着自己。“当周围所有人都这样慢节奏的时候,你也只好慢下来。没有那么多人情世故要去料理,没有那么多利益要去头破血流地争取,整个人活得更轻松。”

回顾自己的创业之路,翁其炳觉得,如果能回到过去,会少走很多弯路。“过去看到印尼某个商品卖得很贵,中国又很便宜,就以为能有很大的商机。但当你真正做的时候才知道,价格贵是有原因的——流通、制造、人力,每一项成本在印尼可能都会很高。”他举例说,从中国运一船货到雅加达,可能一吨需要10美金,但从雅加达运一船货去泗水,距离近很多,却要13美金。“因为这里从船到港口,条件都太落后。”

“看到祖国发展得这么快,很多华人一开始会觉得,印尼终究有一天也会那样吧。但事实上很难。把这里想成跟中国一样是不可能的,所以,如果用中国的思维在这里发展,肯定会水土不服。”这位在此创业15年的华人新客说,“所以,像杨永强那样的人,还是别随便来印尼,别受这个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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